兴安我很早就认识了，他很帅，装束也很时尚，一副文艺青年的派头，但他又是在草原上长大的蒙古族汉子，他的豪爽、讲义气、好酒量，都证明了他的身上流淌着蒙古民族血液。我很敬仰蒙古族，他们驰骋在北方的草原上，曾经书写了壮阔的历史。我也特别喜欢蒙古族的歌手，他们的肺活量仿佛就像大草原般地辽阔，他们的歌声仿佛就像蓝天般地清亮。和兴安交往多了，才发现他身上的艺术细胞，他不仅歌唱得好，还会弹钢琴，水墨画、书法都能露一手。当然他最大的才能还在文学，最近他的散文集《在碎片中寻找》出版了，我们可以通过这本集子一睹他在文学写作上的风采。

兴安的这本集子有关于文学艺术的思考，有对历史和故土的感怀，有对作家们的评价和回忆，也有阅读和研究外国文学的成果。在集子中我发现兴安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说他从小就喜欢马，他不仅画马，也研究马，收藏与马有关的物品。我以为，从兴安对马的感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蒙古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曾有一段时间，思想学术界在反思中华文化精神内涵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应该从中华文化的多民族特征出发，挖掘其他民族的精神内涵。其中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精神，人们希望草原文化的开拓进取、刚健有为的品质能够改变当下社会文化的守成和陈旧的状态。那一段时间出现了不少以草原动物为主角的文学作品，如有把狼奉为社会图腾的，也有视藏獒为最忠实伙伴的，也有从狐狸身上看到文明危机的。但我发现，最能代表草原文化精神或者说蒙古族精神内核的动物应该是马。这大概就是兴安为什么如此喜欢马的根本原因。“它独特的身形，有力的四肢，宽阔的头颅，它温和而不乏野性的眼神尤其让我着迷。”（《风鬣霜蹄马王出》）在兴安眼里，蒙古马就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符码，因此他强调：“蒙古马象征和承载着蒙古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情感的积淀。”他天生就与马有一种亲近感，他尤其知道马与自己民族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在草原上，如果有一匹好马，再有一个出息的儿子，草原就真的属于他了。”（《草原深处的“那达慕”》）这句话或许透露出兴安的愿望，他要通过画马画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草原。

《在碎片中寻找》被称为散文集，但我以为兴安的书写是自由不羁的，他不受固定文体的约束，一切凭性情和思绪的需要而发挥。这一点同样与他敬仰马有关系。马被人类驯服后才成为了人类最密切的伙伴，但兴安更看重马身上固有的野性，他认为马“要与人类保持距离，它必须有野性，哪怕是被套上缰绳，也应该保持自己的世界”。（《我不是画马的人》）兴安在文学写作中似乎也一直在提醒自己要有野性，要保持自己的世界。《在碎片中寻找》的第二部分是作者对国内文化名家的回忆和印象，基本上属于散文类型，但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文章又具有文学批评的成分，我甚至更愿意将这些文章视为散文与评论融合的一种文体。这是兴安式的散文或者文学批评，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散文化的文学批评文体，一种感性与理性交互融洽的文体，散文笔法是感性的，而文章的主脉则是建立在对批评对象充分了解基础之上的理性分析和判断，在理性分析的主脉中，所有的感性材料又成为了最具说服力的论据。比如他写张洁，首先从颁奖活动上明星簇拥的具体场景说起，点出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个精神空间，他更欣赏张洁孤傲而又高洁的精神空间。因为张洁具有这样一个属于个人的精神空间，生活中那些细枝末节在她的笔下就有了光芒。兴安写道：“在她的笔下，你很难看到宏大叙事或者时尚文字，有的都是不出名却很有特色的小教堂、小咖啡店、小农具博物馆，以及老式家具和拴马环等等。她以她的文学家的敏锐眼光，聚焦城市或乡村的细部和角落，探寻着人类繁华历史的另一面。而摆在门外的南瓜、爬在柱子上的蜥蜴、草丛中的螳螂、路边的流浪猫、湖畔的飞鸟，还有山间的羊群也会让她记下自己一瞬间的感动。”（《她是个神》）这是对张洁文学特点非常贴切的评价。又如他写格非则是从“中国当代文学缺少一部完整的反思中国一百多年间现代化进程中人文和精神走向的小说，缺少真实反映自民国始、新中国建立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伦、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变化的作品”（《我将是他永远的读者》）这一宏阔的立论入手。他写孙甘露是从眼睛写起，他发现孙甘露的眼睛“能散发一种使女人突然间变得柔性起来的物质”（《小说是他的女人，写作是他爱女人的过程》），进而将这种感性的叙述带入到对小说的分析之中：“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女人，写作本身就是他爱女人的过程。”不得不说，兴安的这些文字常常让我脑洞大开。古人谈到文学批评时，提出“知人论世”的要求，是说要了解一个作家，就必须对他所处时世以及他在这个时世中的言行有所研究。兴安的这种散文化的批评可以说就是一种知人论世的批评。

兴安有着一片属于自己的草原，又有着不拘一格的文体，因此他能在草原上纵情地驰骋。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我认为兴安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的作家和批评家。我非常希望他多写点，让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