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在《中国近代散文选·序》中曾系统地介绍过五四散文，将其分为七大类别，开启台湾对大陆散文的系统认识：“一曰小品，周作人奠定基础，其受笔风影响的有丰子恺、梁实秋；二曰记述，以夏丏尊为先驱，朱自清承其馀绪；三曰寓言，许地山最为淋漓尽致，沈从文近其旨趣，梁遇春、李广田、陆蠡诸多都可归于此派；四曰抒情，徐志摩为代表，影响见于何其芳、余光中、张晓风；五曰议论，林语堂、吴鲁芹建立了此种格式；六曰说理，七曰杂文，胡适与鲁迅各具典型。”

在这些渊源上溯的自觉中，杨牧特别肯定周作人冲淡言志、不积极介入社会的立场，他亦曾写过相关论述《周作人与古典希腊》《周作人论》，呈现他对周作人先生的接受视野。很大部分可能上接了晚明至民国小品格调的典律。

杨牧曾为台湾写出散文代表作《山风海雨》，其描绘台湾先民历史，时间纵深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花莲，至“2·28”事变，视野广涉自然山林、民俗风情、奇异梦幻、乡土与神秘的荒野海岸，主抒情、重精神与想象。1977年，杨牧写了《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透过一个在棒球场上的台湾本土男孩眼光，反思一种无法参与内野（中心）的经验与感觉结构，突出边缘、异质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在大自然中感受生命与世界，男孩的被动、敏感、心软、反残忍，都被杨先生写出了温润之美的说服力。

《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亦很早就思考了作家是否应该关心社会与劳动者的问题，作为一个自我忠诚优先的作家，杨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认为人“不一定要争取做一垒手不可”，在大自然、细微的感情与世界中，自有其寄托与回应社会、世界的法门，然后他想起了早年在金门服役时，跟一些老士官军人和底层士兵的相濡以沫，对方即使一无所有无以回报，但那时洗热水澡难，有个兵还曾给他烧了一锅热水洗澡。

他也明确提示了一个“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的西方文学典律的学习道路，那是勤勉地渗透入济慈、华兹华斯、柯律、拜伦、雪莱、弥尔顿、歌德的灵魂，具体进路则包括：“向自然农村拥抱及向赤子之心学习”、“以质朴文明的拥抱代替古代世界的探索”，进而更以田调式的山海浪迹上下求索的抒情精神，展现积极、好奇、冒险的生命实践，甚至引述雪莱向权威挑战的谱系，认为一个真正的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一样能够反抗苛政和暴力的精神。在这篇长文中，他认为西方文学中，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是叶芝，叶芝在35岁中年后进入神人关系的探讨，一样能够洞穿与评判现实社会的是非。我不曾仔细继续追踪杨先生后来的散文和他的理论与实践，但光是这些格局，杨先生恐怕确实是我们这代不过数人中的数人。

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曾这样形容过饱满的浪漫主义者们：“你会发现他们相信为自己的信念战斗至最后一息的必然；你会发现他们相信殉道的价值，无论这种殉难为的是哪种信仰；你会发现他们相信少数比多数更神圣，失败比成功更高贵，成功是赝品或粗俗一类的东西。理想主义的信念，不是哲学层面上的信念，而是需要行动来实践的信念……它歌颂高贵的野蛮、简单的生活、自发性行动中不合规矩的方式，藉此反对一个矫揉造作的社会所崇尚的那种堕落的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