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安家》《不完美的她》等剧集热播，再次将原生家庭议题推至舆论前景处。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与羁绊，成为《欢乐颂》中的樊胜美、《安家》中的房似锦、《不完美的她》中的林绪之与穆莲生等角色无法言喻的创伤体验。经由上述作品的反复言说，原生家庭一词不但被表述为指称父辈与子辈代际冲突的情感症候，还在作品之外不断触动着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

原生家庭羁绊人物“初始值”与自我分化的可能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屡屡将原生家庭羁绊设定为剧中人物的“初始值”。原生家庭作为一个带有时间色彩的社会学概念，主要指称子女在结婚成家之前，与父母共同构成的生活单位。然而，这一术语一旦与童年创伤联系起来，由此产生的影响就可能延伸、覆盖子女们的一生。《原生家庭》一书中，作者将这种家庭关系描述为“有毒的父母，中毒的孩子”。原生家庭的阴影，不仅是阻碍主人公们个体成长的限定性条件，更往往指向了子辈们成年之后仍旧难以摆脱的情感陷阱。原生家庭羁绊，已成为部分国产影视剧中“美强惨”人设与当代苦情戏码表达的惯用套路，自我分化则是身处原生家庭阴影中的主人公们的精神救赎路径。总体来看，这类原生家庭大致呈现为经济苛待、精神控制与肉体虐待等类型。

先来看经济苛待型。从《欢乐颂》中的樊胜美、《中国式关系》中的霍瑶瑶、《都挺好》中的苏明玉，到《完美关系》中的马邦尼、《安家》中的房似锦，均受到了原生家庭的经济苛待。在上述剧作中，原生家庭的羁绊被简单描述为一场资本“拉锯战”：欲壑难填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毫无节制地向并不富裕的子女寻求经济支持。可惜的是，这类女性主人公的故事基本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对以《黄土地》中翠巧为代表的女性悲剧命运进行重写，原生家庭羁绊往往与“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合力作用于樊胜美们：强势的父母将多数注意力和经济资本投注到她们的兄弟身上，这类角色在逃离原生家庭之后，仍要持续输出金钱以维系家庭经济运行。

再来看精神控制型。《虎妈猫爸》《小别离》《小欢喜》等作品，以进行时态展现了女强男弱的父母配置与强势母亲对子女的精神控制。“虎妈”群体对子女的精神控制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前者频频被子女教育问题挑动敏感神经乃至濒临歇斯底里，后者在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中反抗、逃离甚至自我毁灭。

最后看肉身虐待型。《不完美的她》颇为罕见地将原生家庭对子女的伤害推至更为敏感的地带——身体伤害。故事里，女主人公林绪之与偶然遇见的小女孩穆莲生构成了一组命运轮回，被伤害与被抛弃，是她们共同的生命遭际。与前两种类型中屡屡受到父母控制的主人公们尝试逃离或对抗原生家庭不同，林、穆二人仍旧怀抱着重建家庭的渴望，林绪之尝试重返当年被遗弃的游乐园，寻找关于母亲的往昔记忆；穆莲生饱受虐待之后仍然微笑面对母亲，希望回归妈妈的怀抱。但是，林、穆二人终究难以返归想象中幸福的原生家庭，只能在搭建起临时家庭后相互依偎取暖。

在这些作品中，女性成为多数原生家庭的“受害者”，而女性出走成为扭转原生家庭“惯性”和抗拒个体悲剧命运的重要路径。女性出走曾被表述为个性解放的重要意象，从《伤逝》里的子君、《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寒夜》里的曾树生，到许鞍华电影《黄金时代》里的萧红，这些知识女性的出走，明确带有与象征着封建父权的原生家庭割裂的意味。如今，离家出走虽然是房似锦们获取经济优势地位的第一步，但“出走之后”自我分化、精神自由的理想人生与无法挥散的原生家庭羁绊间的冲突，才是她们在成长过程中真正要面临的人生难题。

虽然女性角色构成了原生家庭羁绊的主要对象，但是类似情形同样有可能发生在男性角色身上。例如，《情满四合院》中，曾经被亲生父亲抛弃的经历，引发了耿直率真的男主人公“傻柱”最大的心理危机；网剧《余欢水》里，余欢水不仅要面对职场失意、家庭破裂的窘境，还不时遭到父亲的盘剥。然而，与多数遭遇原生家庭羁绊的女性角色被描述为需要男性拯救的“菟丝花”形象不同，傻柱与余欢水均是凭借个体力量完成了命运救赎，前者依靠出众的职业能力成为时代弄潮儿，后者在直面人生的“一地鸡毛”后走上人生巅峰。这一对比呈现出当前国内电视剧创作领域颇具争议的一种性别定式，即面对原生家庭的“投影”，男性角色往往拥有更强的自我分化能力。

作为剧作“流行病”的原生家庭迷思

从剧作层面看，与其说上述国产影视剧尝试借助原生家庭议题探索现实生活中社会大众的情感焦虑症候，不如说这些作品将原生家庭视为最简单也是最容易使用的一种矛盾冲突设置方式。家庭伦理关系涉及的角色形象和人物功能较为简单，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国民剧”《渴望》，到《牵手》《中国式离婚》《离婚女人》《双面胶》《媳妇的美好时代》《裸婚时代》《离婚前规则》等剧集，主要的情节冲突均围绕着夫妻、婆媳等核心家庭成员展开。时至今日，国产影视剧以一种集体性的姿态，将家庭伦理的主要矛盾点集中于讲述原生家庭带给子女的影响。

问题在于，这类作品虽然分别描绘了不同类型的原生家庭，却仅仅简单展现了强势父辈尝试操控子辈的过程和结果：面对经济“制裁”、精神控制与人身伤害，子辈们通过对抗、逃离等方式进行应对。原生家庭的简单化运用，已经成为同类作品难以逃脱的思维怪圈。

当前国产影视剧更需探究的问题是，其一，如何正确书写原生家庭的内部权力机制，尤其是原生家庭影响与子辈自我主体建构之间的因果关系。此类剧集大多并未涉及原生家庭的投影如何塑造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与情感观念，而是仅仅将之视为子辈成长过程中时常诱发揪心之痛的“紧箍咒”，一旦他们从困境中走出，便会面临强势父辈的“突击检查”与意外惊吓。这种表达策略的问题在于，原生家庭的权力投射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持，从而导致了主人公“卖惨”嫌疑。可供参考的两则案例是，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将原生家庭对于松子的人生打击呈现为“蝴蝶效应”式，出于最初对父爱缺失的恐惧，松子在此后的成长历程中逐渐养成了“讨好型”人格，进而导致了她的悲剧命运；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原生家庭不合理的性别关系秩序，被建构为这个家族无法摆脱的命运轮回，金智英的反抗与出走，由此具备了为女性群体发声的价值。

其二，原生家庭创伤的集中表达，究竟是对主人公命运曲折状态的理性探索还是无理“甩锅”，或者更应该发问的是，理想化的原生家庭是不是一种奢求。《突围原生家庭——如何在过去的伤痛中重建自我》一书开篇即明确提示，完美的原生家庭并不存在。父辈与子辈由于教育水平、人生阅历、审美习惯和文化偏好的不同，双方往往存在精神代沟。曾几何时，贾樟柯电影《站台》中，父母与孩子围绕着一条牛仔裤都能展开一场争论。现如今，对于子辈的个体成长而言，如何摆脱原生家庭“初始值”的困扰，重新建构自我主体性，才能够真正走向个体自由与精神解放。

反哺叙事：关于原生家庭迷思的一种回答

在关于原生家庭迷思的讨论中，大部分国产电视剧仍然执著于探究采取直面抑或和解的立场，而部分涉及此类议题的国产电影，业已开始尝试讨论如何重建核心家庭的问题。多数情况下，文化意义上的原生家庭符号，代表着子辈寻求自我分化与个体解放面临的桎梏，以及父辈们的角色功能失调，但客观上也意味着这些父辈们需要来自他人的拯救。面对功能失调的原生家庭，经由子辈对父辈的精神或物质反哺，推动核心家庭的重建，不失为解答原生家庭迷思的一种方式。

举例而言，林超贤执导的《激战》以母子、师徒秩序的倒置呼应了“反哺”式家庭伦理。影片中，试图通过打拳引导破产父亲重新站起来的林思齐，和努力维护精神失常母亲的梁佩丹，共同激励因打假拳而入狱的昔日拳王程辉重归擂台、夺取冠军并且重建家庭。子辈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重新引领父辈的家庭、事业回归正轨，为他们的人生困境“破风”。

文化层面上反哺叙事的建构，更有趣的案例当属动画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众所周知，《西游记》原著中，佛家思想境界的差异决定了唐三藏与孙悟空的师徒关系，但是取经路上，孙悟空一直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大圣归来》几乎完全舍弃了原著中的人物设定与人物关系，唐三藏的前世江流儿化身成齐天大圣的“迷弟”，毫无理由地迷信着孙悟空的超强战力，坚信他能够荡清世间奸邪，由此完成了师徒关系的倒置。江流儿误打误撞将孙悟空救出“五指山”，还以儿童之力冲入妖窟拯救幼童幼女，由此激起了孙悟空昔日大闹天宫的满怀豪情，齐天大圣重返世间，一棒打散妖王魂魄。按照家庭伦理剧的视角，孙悟空的形象可以类比为不堪生活重负的成年人，江流儿则是一个不期而至的孩子，孙悟空经历了最初接触孩子的手足无措之后，在江流儿的感召下寻回了最初的勇气。

及至去年，影片《少年的你》在残酷青春的叙事风格中，将被原生家庭抛弃的“城市孤儿”的成长经历，与校园霸凌的社会议题相交织，引导着两位互不相识的少年组建起临时的共生家庭。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陈念生活在父亲长期缺席、母亲经常逃债的家庭里，但她并未主动与母亲疏离或对峙，即使在遭受校园暴力的情况下，她与母亲通话时仍能给予对方未来生活的希冀。

上述案例表明，如若国产影视剧试图将描摹原生家庭内部的权力机制视为介入现实的一种路径，那么与其单一地将个体的愤懑生活与困顿人生“甩锅”给原生家庭，不如立足新的时代语境，重新探索父辈与子辈如何实现精神联系与情感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