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余秋雨翰墨展》中，有一副我的自叙对联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联语为：“辞官独步九千日，挽得文词八百万。”
我这一生写的书确实不少。记得那个翰墨展除了展出书法外，还辟出一个几十米长的大厅陈列我著作的各种版本，架势之大，确实有点惊人。
很多观众不相信这么多书居然出自一个人的手笔，总是在长长的壁柜前反复查验、核对，最后找到我，说：“看来您日日夜夜都在与时间赛跑！”
我笑了，说：“我从来没有与时间赛跑，只是一直把时间拥抱。”
“把时间拥抱？”他们不解。
我说：“时间确实很容易溜走，但我不参加任何社团、会议、应酬、研讨、闲聊，时间全在自己身上，那就用不着与它赛跑了。”
确实，我平生没有一本书、一篇文章，是受外力催逼而赶着时间写出来的。写作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是十分自在、从容的事。
当然，呼吸有时也会变得急促、沉重起来。例如在那么多书中，有两本就写得特别挂心，写着写着就会停下笔来，长叹一声，那就是《借我一生》和《门孔》。写《门孔》时，更会在长叹之后产生哽咽。
二
哽咽的声音很轻，但在写作中却是一件大事。
我这辈子承受的苦难太多，早已把人生看穿，绝不会轻易动情。但是，也会在一些安静的角落，蓦然发现大善大美，禁不住心头一颤。
心头一颤，能不能变成笔头一颤？文学艺术相信，心头的颤动有可能互相传递，轻声地哽咽有可能互相传递。即便是最隐秘、最难懂，也有可能互相传递。
眼下的例子就是本书第一篇，写谢晋导演的。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不必细说，但是一发表就有很多年迈的大艺术家带信给我，说他们经历了平生流泪最多的一次阅读。
而且，网上年轻人对这篇文章的点击率之高，也大大出乎意料。
由此可见，文学艺术深处的人性通道，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被堵塞。
这让我产生了某种乐观，于是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当作了全书的书名。不错，那只是一个小小的“门孔”，却是光亮所在，企盼所在，日月所在，永恒所在。
三
我用《门孔》写谢晋，其实并不仅仅写他个人，而且还写了一个事业，一段历史。
同样，当我写巴金、黄佐临、金庸、饶宗颐、白先勇、林怀民、余光中、章培恒、陆谷孙的时候，也不仅仅写他们个人，而是写了一个个事业，一段段历史。
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机缘，我平日几乎不与外界应酬，却与那么多第一流的当代中华文化创建者们有如此贴心的交情。那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与这些创建者们一起，熔炼成了一部最有温度的文化史。
对我而言，这个事实既让我感到光荣，又让我感到悲凉。光荣就不必说了，却又为什么悲凉呢？因为这些顶级创建者大多承受着无以言表的身心磨难。他们急切的呼喊，他们踉跄的脚步，他们孤独的心境，他们忧郁的目光，我都听到、看到、感受到了，因此我也就触摸到了当代中华文化的怆楚隐脉。唯有这种隐脉，才可能是主脉、基脉、大脉，而那些浮在上面的，只不过是浮脉、散脉、碎脉，甚至根本挨不到脉。
我在论述中国文脉时，对曾经被大肆夸张的近代和现代文学作出了冷峻的宣判，认为它们不仅无法与古代文脉相提并论，而且也远远赶不上已经处于下行时期的明、清两代文学。相比之下，当代反而好得多，因为出现了这部书所写到的这些创建者，而且还有一个更庞大的创建群体，其中包括我的朋友莫言、贾平凹、余华、高行健、张贤亮、张炜、冯骥才、舒婷、杨炼、张欣、陈逸飞、韩美林、吴为山、赵季平、谭盾、刘诗昆、余隆等等，更不必说本来就属于我专业范围的影、视、剧系统了。有趣的是，很多年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基本上处于隐潜状态。即使在哪个社团挂了个名号，也绝不在媒体上折腾。这正契合了我的文化哲学：真正的文脉，总在热闹的背面。阵势豪华的媒体，大多在做相反的文章。
四
这部书，出版后曾被海内外读者誉为“《中国文脉》的当代续篇”。与《中国文脉》不同的是，这里的每一篇都出自我的记忆。
文学意义上的记忆，是一种生命互馈的深切体验。我在书中，不仅仅是一个视角，还包含着自我坦示。这样，对于我写到的朋友们，也有了一种“彼此交底”的诚恳。
因此，本书的后半部分，是我的娓娓自叙。其中谈到自己与笔墨的关系，与诽谤的关系，特别是与亲爱母亲的关系，篇幅都不短。全书最后，又回忆了我与妻子马兰的情感历程，成为隆重的压卷。这些内容，都是我来不及向书中的老友们细说的，相信他们即便已经在九天之上，也会侧耳细听。
写这些自叙的时候，我停笔的几率就更高了，很多段落几乎写不下去。直到隔了很长时间，心情稍有平复，又陆续写了《大隐》《安静之美》《寻找》《我也不知道》《刀笔的黄昏》等短文，作为补充，收录在《雨夜短文》一书中。
我深研佛教，当然明白“自己”不值一提。因此，所有这些自叙，都是借“自己”之名，描述了中国文化的万般艰难。算起来，我为中国文化已经历险了数万公里，已经写作了数百万字，已经讲演了半个地球，但它的前途将会如何？我以这些自叙表明：确实不知道。
我相信，我在书中写到的这些朋友，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心态也是同样的迷蒙苍茫。
（摘自《门孔》，余秋雨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