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工作者，40年来，我在翻译介绍澳大利亚文学的同时，特别想知道，在澳大利亚人眼里，中国是个什么样子？2019年12月，青岛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和几位同仁共同主编、翻译的六卷本“澳大利亚人眼里的中国”系列丛书第一辑。这套丛书的时间跨度从1923年到2000年，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外交官、学者、作家对我国重大历史事件、风云变幻、时代足迹乃至风土人情的解读与记录。“丛书”出版后，在国内和澳大利亚都引起反响。我想把这件事情继续下去，开始选编翻译“丛书”第二辑，并且把“触角”再往前伸，希望对历史有新的发现和研究。

回望中澳交流史，第一个映入眼帘的自然是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但是这位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与近代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澳大利亚旅行家和政治家，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连举世闻名的王府井大街，还曾以他的名字命名——1949年前，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店铺的墙上就钉有“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路牌。而且国内对莫理循早有研究，著述颇丰，再把着眼点放在他的身上，不可能写出或译出更有价值的作品。恰在这时，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大卫·卡特（David Carter）教授对我说，有一位名叫玛丽·冈特（Mary Gaunt, 1861—1942）的澳大利亚作家是莫理循博士的远亲，1913年1月，她在莫理循的鼓动下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和莫理循及其新婚夫人一起住了好长时间。后来遍游中国，写了一本书《中国游记》（A Woman in China）。这本书1914年首次出版于伦敦，100多年来，再版无数，是包括澳大利亚人在内的西方人最早了解中国的“教科书”。作为“丛书”的编委之一，他认为《中国游记》应该入选。听了他的建议，我特别兴奋，又为自己的孤陋寡闻、不学无术惭愧。及至也是“丛书”编委的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沃克教授（David Walker）知道我准备翻译《中国游记》，而我又是第一次听说这本书的时候，几乎“怒不可遏”。原因是，大卫·沃克教授在我俩用英文合作撰写的《公鸡书——大卫与李尧的家族历史》（The Rooster Book）第二章初稿中，大段引用了玛丽·冈特在《中国游记》中关于我的老家山西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奇闻逸事的描述。我在看稿子的时候只是觉得“好玩儿”，完全忽略了出处。大卫是我的好朋友，直言不讳：“你真不是个好学生！”对于他的批评，我心悦诚服，也越发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感觉到和我独特的缘分。于是，翻译它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早春二月，新冠病毒在神州大地肆虐之际，闭门不出的我开始翻译。几个月来，我一边在电脑上敲打这本106年前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一边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一天无数次查看疫情变化的信息，个中滋味真是难以言喻。日复一日，窗外的风景随着地球的旋转自顾自地变化，从冰雪遮盖的枯枝，到渐吐鹅黄的柳丝；从寒风呼啸的严冬，到花满枝头的春天……A Woman in China蜕变为《中国游记》。在这个“蜕变”过程中，我游走于两个世界、两个时代。我跟着玛丽·冈特回到100多年前被列强瓜分的旧中国，回到那个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仿佛亲眼目睹了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的苦难。这苦难震撼了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善良的澳大利亚作家的心。面对被八国联军的铁蹄践踏过的北京城，面对国中之国的“使馆区”，就连玛丽·冈特也发出愤怒的呼喊：“英国公使馆的一个角落保留着一截1900年留下的断壁残垣，上面用英文写着几个大字：‘不要忘记’。提醒人们——如果这些国家需要提醒的话——不要忘记1900年可怕的日子，不要忘记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随时都可能再次爆发排外的运动。”

“我本来想说，这几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可是，现在我要说，这就是一种侮辱！事实上，这个武装到牙齿的使馆区一定是残酷折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的心头之痛。他们一定渴望驱除这些来自西方的狂傲的洋人和来自东方的邻居。在自己城市的中心被外国人辖制那是何等的耻辱！就连长城，忽必烈第一次建造、明朝征服者完成的伟大的长城，从哈德门到前门这一段也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

是的，那耻辱不只是100多年前中国人的心头之痛，而且是依然深留在中华民族心底永难平复的伤痕。面对张牙舞爪的疫情，面对隔岸观火的眼睛，这伤痕又隐隐作痛。所幸，那一页浸透着中国人血泪的历史已经翻过。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伟岸，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敲打着键盘，看着窗外愈来愈浓的春色，我从玛丽·冈特游历过的黑暗的旧中国，回到今天阳光明媚的、强大的祖国。疫情防控节节胜利，让我在痛苦中振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艰苦斗争中，表现出巨大的勇气、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忘我的牺牲精神，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令每一个炎黄子孙骄傲自豪。在这样的时刻，翻译《中国游记》，重温历史，记住历史，显得尤为重要。而我们今天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更给我的工作赋予新的意义。作为未能到抗疫一线与病毒搏斗的普通文学工作者，我为自己翻译这本记录了旧中国苦难与耻辱的百年老书，让今天沐浴着温暖阳光的年轻人听历史的回声，看眼前的繁荣，而感到一丝欣慰。我感到庆幸。我相信，这个世界即使恶浪滚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因为连100多年前的玛丽·冈特，作为来自西方世界的作家都能分清善恶，看清历史车轮的轨迹，更何况今日之世界。她在《中国游记》中说：“早在我们西方人摆脱蒙昧与野蛮之前，作为一个开化的民族, 那里的人已经生活了几千年。我驶向一个古老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我年轻的祖国澳大利亚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并且将自己武装到牙齿。为什么？因为数百万中国人已经踏上澳洲北方的土地。澳大利亚人投票坚定支持‘白澳政策’，决心把有色人种排除在外。为什么？不是因为害怕帮助他们发展甘蔗种植园的肯纳卡人，而是因为害怕那些吃苦耐劳、不知疲倦、对生活没有奢望的黄种人。”

在澳大利亚，“白澳政策”早已经被澳大利亚人民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多元文化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着那个国家的面貌。今天，在那块遥远的土地，尽管风云诡异，人心向背毕竟不会倒退100年。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我为自己是生为黄种人的中国人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