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看”：记忆是创造之源

经典阅读的意义毋庸置疑。在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仅从阅读策略层面考量，重温经典可能是青年人更明智的选择。

黑泽明在一次采访临近尾声时被问及能否给青年人一些建议。他没有谈摄影、剪辑等与电影有关的技术问题，而将重点指向了阅读。 “年轻人至少要多读些书，要是没有丰富的储备，就没有办法创造，所以我常说创造源于记忆。记忆是创造之源，你不可能无中生有。”黑泽明此处谈到的“记忆”，特指由经典阅读得来的经验累积。

无独有偶，备受文艺青年推崇的音乐家坂本龙一素来以对艺术追求的严谨挑剔闻名。在创作中他这样要求自己，“无论音乐还是电影，我几乎都是在和已故的伟人们对话”。把坂本的这一自我规束看作对青年的建议未尝不可，他甚至无比坦率地说，“泛泛之辈所在多有，所以‘不能向下看’是我的戒律。”

“阅读经典，并从中获取能量”——虽然专长领域不同，被青年视作偶像的两位给出的人生建议却不约而同。读汪曾祺，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可资借鉴的经典阅读选择。

见微知著：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今天重读汪曾祺，无异于以阅读的形式参与这位“生活家”对他所处社会生活的体察和实践。不刻意为之，过程常常是轻松愉悦的，却能见微知著。

“食文化”是我们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散文《五味》中，汪曾祺盘点了国人对于调味的偏好，拉拉杂杂，信手拈来，市井烟火跃然纸上。对于味道的不同偏好背后，彰显的是地域性格和人文情怀。咸盐，最日常不过，对于调味，却又无比重要。透过汪曾祺视角，我们看到，“中国人过去吃盐很讲究，如桃花盐、水晶盐，‘吴盐胜雪’，现在则全国都吃再制精盐。只有四川人腌咸菜还坚持用自贡产的井盐。”生活的变迁，尽显于寥寥数语，虽未见明显的褒贬评价之语，态度却明确无疑。行文语言是中立平实的，情感传达却是饱满而无障碍的，正是这种俯拾即是的“言外之意”十分切近当下人们的感受，让人读起来毫无隔阂，往来间仿佛与久未谋面的故友重逢，极愿意听对方将所思所想娓娓道来。

读汪曾祺的一个迷人之处是好像在听故事，那些因时空阻隔而产生的鸿沟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在《寻常茶话》中，汪曾祺记述了过去时代的“茶馆日常”：“抗战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作‘坐茶馆’， ‘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纷纷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这段“茶馆日常”几乎与今天的咖啡馆生态别无二致，读起来甚至让人觉得恍惚。“泡”这个词更是精妙，是对一种青年流行生活方式的生动注解，谁曾想，此“青年”与彼“青年”竟分属不同时代。读汪曾祺的某一个瞬间，原本横亘在时空中的区间被轻而易举地消解了。本来那么遥远的情境并非全然陌生，一种鲜活的质感触手可及。彼时，喝茶还是喝咖啡变得不再重要，只余下特定场域中，我们度过的时光和思想交汇的花火闪闪发亮。

重读汪曾祺，为今天的青年理解过去的时代和人们构建起“特别通道”。《学人谈吃》一书序言《食道旧寻》中，汪曾祺不遗余力地记述了老舍先生所设家宴，其中菜色、盛器都十分讲究，细节描写丰盈饱满，满是地道的京味。透过“谈吃”种种，我们得以再认识一个慷慨好客、对生活满怀热忱的老舍，而这种再认识也将延伸影响至理解他的创作风貌，可算是一种意外收获。又是不假品评，而人的音容、脾性、气质尽现读者眼前，真正是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可当作具有史料价值、引人入胜的“文史”来读，与枯燥绝缘，读起来兴味盎然。

至于汪曾祺本人对于“吃”以及由“吃”衍生出的态度，则可在同一篇文章中找到更为精辟的一段自白：“我是很爱逛菜市场的，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小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这个把逛菜市当作“构思过程”的老顽童太可爱了，不是吗？这些出现在书页里的字句，仿佛就写在昨天，说了我们想说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时间洒下的光影疏密横斜，亲手写就这些鲜活字句的人，从未走远。

千帆阅尽：归来仍是少年

创造美，将调皮有趣、幻想好奇融入人类的精神长河，是文学艺术的特质之一。今天，这一文学艺术富有青春朝气的面向，正与当下的生活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艺术家蔡国强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无疑是那些蓄势良久而绽放一瞬的“白日焰火”，带给观者感官和心灵上的双重震撼，意味又极浪漫。文化评论家杨照描述这个男人的浪漫，“不是那种精于世故含蓄暧昧看世事远矣的浪漫”。蔡国强也曾不止一次地剖白自己的“造梦机制”，“随着年纪的增长，愈来愈了解政治、社会、人生、艺术等事物的复杂，但是这种了解并不会使我的创作复杂化，反而会让创作更简单，这是我要的”。保持童真和热爱是对艺术家的恩赐，同样，也是写作的福音。

千帆阅尽，毕生丰满的经历炼就了一个更加纯粹的汪曾祺。读懂他，让人时常为一种凛凛“少年气”所折服——由文字中折射出的哲学观和美学态度，散发着天真与善意，文气吞吐，温润恬淡。

个人特质与来自原生家庭和授业恩师的影响密不可分。用汪曾祺的话说，他的父亲“是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会画画，刻图章，拉胡琴，糊风筝……玩物而非丧志，这些充满趣致的生活基因很好地“遗传”到了汪曾祺身上，他由看父亲作画，自己也喜欢上了画画，尤喜“读”画帖，不过素来“喜欢舒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浓重繁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的创作生涯》）观画、观文而知人，疏淡清新的趣味早已融入作家的血脉之中。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成为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沈从文讲授“创作实习”课“没有课本，也不发讲义”，“可以说是毫无系统”。一次汪曾祺交上的习作，把人物对话写得“很深刻，有哲理”，沈先生点评道：“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对话写得越平常，越简单，越好。”老师一句简单的话让汪曾祺茅塞顿开，感到是“富有深刻现实主义的”。正是这样轻形式而重实践，少了规训束缚而更重创造发挥的课程让他“收到很大效益”（《我的创作生涯》），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汪曾祺写作的风貌。

1939至1946年，汪曾祺曾经在云南生活过7年之久。在西南联大求学等经历让他对故地多有偏爱。多年后他在《昆明的雨》中写到，“我想念昆明的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让他想念的不只昆明的雨。名目繁多的菌子，色泽黑红、状若“火炭”的杨梅，缅桂树，木香花，莲池边的小酒馆……属于昆明的朝暮风物无不打湿了他的想念。想念的细节太多，读起来颇具画面感。三言两语，使人惊叹于他超乎寻常的观察力、描摹能力和情感张力，“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昆明的雨》），他笔下的昆明，万物有灵，脉脉含情，也许可以解释为“云南人对联大学生很好……”（《七载云烟》）令他念念不忘，假如追根究底，恐怕永葆发现之眼、善感之心，才是读来让人心头温热柔软的汪曾祺的精神底色。

在纪念沈从文先生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中，送别敬爱师长的汪曾祺在文章末尾写到，“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的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短短数行，不闻涕泪，情深至远。

深深的话浅浅地说——最心底的和最深切的流淌在字里行间，而目之所及，皆是云淡风轻。

润物无声：还原生活的更多面向

哲人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

写作，是审视生活的方式之一。汪曾祺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我的创作生涯》）。他对自己写作的认知异常清醒，不仅直截了当地回应了对他“唯美写作”（言外之意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批评，更一语道出与写作密不可分的、对生活本质的思考。汪曾祺希望自己的作品“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是有诗意的”。并且他志愿“把这些朴素的信念传达给人”（《我的创作生涯》）。

太多人被裹挟在忙碌的现实中，甚至忘却了作为独立个体，理应有更多选择喜好和尝试其他可能的权利。

当摆脱“唯其一种”的禁锢，生活不再乏善可陈，转而展露更多真容。寻常轨迹固然适合绝对的大多数，实情却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活存在更多可能：“新隐士”二冬“借山而居”，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远在挪威的阿澜·卢则大声说，“我不喜欢人类，我想住进森林”……这些相对较少数，绝不应因其稀有而被漠视。

重读汪曾祺，会发现作家对生活本质的觉知和探讨早已浸润在人间有味、草木春秋中，折叠了岁月，距离我们，这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