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个当代基督山伯爵式的人物，这个人要体面地完成复仇大业。他得努力学习有一份工作，乘高铁或飞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法律健全的社会体制之下，他可以选择通过法律，或者在法律之外用“共输”的方式达成愿望。这听起来似乎不具传奇性，不如读《基督山伯爵》痛快。究其本源，社会的变化要求文学真实随之变化。某种意义而言，进化论并不适用于文学写作，后来的作家不一定优于前人。纵观世界文学史，已有不少难以逾越的作品，它们几乎触及了作家所处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天花板。有志向的作家会敏锐地发掘当下生活不同往昔的核心之变，更新与调整自己的创作视角与小说意识，创作出具有“当代气质”的作品。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90后”）、德国作家尤迪特·沙朗斯基（“80后”），她们是近些年在各国读者中引起广泛讨论的作家。其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小说人物都是受当代教育、对两性关系与人生目的有着最崭新认识的普通人。人物的意识颇有“现场性”，这种“互联网时代”的日常叙事能跨越国界引起不同社会背景的读者的共情。这些对生活反应迅速的作品是否能成为经典还需检验，但至少它们具有独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不再迷恋冲突与巧合，只是普通人在日常纠葛之中不断思考、不断自我认识，敏感而暗流涌动。

如果说“变”是加分项，写好“常”则是恒定的基本功。在复杂的人性面前，无论是21世纪的爱尔兰女大学生还是19世纪巴黎名利场的茶花女，无论是《三言二拍》里的转运汉还是《三体》里的科学家，都一样有着各种微妙且相近的情感。如何捕捉这种微妙并将它们写得漂亮，作家都有各自的本领。本期邀请到梁豪、魏市宁、玉珍三位青年作家，他们结合自身创作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一话题。

——主持人 宋阿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