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性为本：王国维文学观念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本书在霍俊国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在霍俊国修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在四川大学开设了文艺美学这一课程。按照我的认识，西方美学中，没有文艺美学一说，文艺美学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掘中国古代传统美学资源而兴起的一门中国自己独创的新学科。因此，文艺美学的学习和研究应该深掘中国古代传统美学资源。这门课主要研读三本书，一本是刘勰《文心雕龙》，另一本是严羽《沧浪诗话》，第三本是王国维《人间词话》。
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有3000多年的文化文献的积累，在认识自然、人类以及人类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经有一些中国话语体现了中国的深刻文化意识。从先秦到魏晋，轴心时代的开创性概念，在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认知上发生了根本提升，按照鲁迅的说法，“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们开始有类似于现代的文学意识的眼光去反思文学艺术，出现了文学的自觉和美学的自觉反思性意识。出现在这一时代的刘勰《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著作，应该是这一“文学的自觉的时代”集大成的理论建树。
在研读过程中，我们师生共同发现，在刘勰《文心雕龙》中，“情性”是贯穿性的核心概念，凡是涉及关于文学的本体地位、属性、来源、特征和功能等方面的论述，刘勰皆以“情性”论之。在第一篇《原道》里，就把孔子“熔铸六经”的为文之道概括为：“雕琢情性，组织辞令”。在解说诗的定义时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明诗》）。在《体性》篇中言：“然才有庸儁，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然所凝”，“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把作家内在创作能力和动因视为“情性”所熔铸。《情采篇》言“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把文学作品的绚丽描绘的本根归于情性。而“情性”在《文心雕龙》里，因为刘勰以骈文架构为文，或作“性情”，在第二篇《征圣》开始言孔子文章“陶铸性情”，在第三篇《宗经》说，六经“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在《情采》篇中则言：“研味李老，则之文质附乎性情。”
而到了研读严羽《沧浪诗话》时，我们又发现严羽在总论诗歌时，特别突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讲过的“情性”二字。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理学兴起引导文学理论和美学对文学艺术现象形态进行抽象的致思概括。这里把诗定义为“吟咏情性”的理论论述，一方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思想，同时又作为一种肯定性命题和思考文学问题的逻辑前提来对待。黄庭坚也说过：“诗者人之情性也”，可见“情性”作为诗的本体性表述话语在当时是流行的。
是不是可以将中国美学的本体界定为情性本体，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著名美学家李泽厚长期的研究结果是中国艺术和美学是情本体，这是众所周知的论述。我们认为，在宋代已经开始建构起对自然、人类、社会以及意识、道德、审美等的知识体系之时，从《文心雕龙》到宋代诗话已然提出“情性”作为文学艺术和美学的核心话语，仅仅讲情本体可能不能完善地解释和把握中国美学的核心问题，不能准确地表述美学的中国话语。这个工作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特别是应该深入全面地研究宋代美学思想，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宋代文化思想的建构形成了总体性的中国文化思想，其影响广泛深远，文学理论和美学肯定不能例外。
当然，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本体论思想的工作仍然可以有多种选择。霍俊国在本书中的选择是从研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入手。我支持他的选择，有一个重要的文献根据，这就是《人间词话》第九则云：“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尤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这里，王国维批评了严羽的兴趣说等，不如他在《人间词话》里概括的“境界”更能够体现中国美学对诗词本体的认知。他批评了严羽的兴趣说，但是没有批评他的情性为本的诗歌本体论。从逻辑上说，这些论述可以理解为，王国维认为严羽所论“诗者，吟咏情性也”，可为诗词之本，只是兴趣说不如境界说更能够探索艺术的情性本体而已。
一切认真的学术研究必须从文献研究入手，本书的研究出发点正是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从先秦到清代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本体的文献史，归纳出情本体、性本体和情性本体三种不同艺术本体论的发展流变，在此基础上确立他本人论述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情性本体论思想。这种扎实有据的学风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就此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论关于文学性的认识。文学性是现代西方文论关于文学特性认识的关键性概念，我们当然可以用西方关于文学性的理论表述等去揭示中国文学的特性，但是更应该做的工作是发现和探索中国传统文论美学是如何揭示和表述文学特性的，找出一种具有中国思维特色的中国美学话语。汤一介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也许正处于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反本开新。”本书的主要章节研究了王国维关于人生艺术化境界、内在情性的客观化的诗性话语结构和道艺为一的“不隔”境界等，都对《人间词话》里潜沉的中国诗性理论话语做了深度解读，也为时下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提供了可以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文论遗产。
本书在结尾引述了我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的话：“我们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要走出以西格中的研究方法，不能把西方文论思维方式作为解读全球文学理论的普遍工具。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并不是人类惟一的思维模式，人类在西方思维模式之外实际上存在着多种思维方式、理论模式。人类有多少存在的可能性，就会有多少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也可以走自己的道路。”
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而且认为霍俊国在本书中的探究正是这种值得鼓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