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国乡村一时一地的脱贫攻坚，并不比表现乡村常态主题那么简单。

因为万千贫困地区的特征大同小异，就两字：穷与苦；扶贫开发的表现难分伯仲，就两字：干与变；脱贫摘帽的效果大体一致，就两字：丰与足；华丽转身的样貌更具共性，就两字：富与美。

如此等等，偏居“苦甲天下”定西一隅的元古堆概莫能外。

“同题忌同貌”。如何让《高高的元古堆》摆脱千篇一律的窠臼，我坚信一条：元古堆决不是中国大江南北的王家庄张家屯李家坪赵家集杨家寨，元古堆就是元古堆。没错！就是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的行政村元古堆，它拥有13个自然村，却分明是寒冬腊月里流淌在岁月最低处的13滴辛酸泪，封冻成了一句振聋发聩的民谚：“元古堆苦甲定西”。

在我看来，冷静观察一个村庄的变化，无非三个视点：崛起、凝滞或消亡。元古堆无疑属于前者。从2013年开始，元古堆仅仅用了6年时间，从一个“穷”名远扬的“倒霉堆”蝶变为“绚丽甘肃·十大美丽乡村”和中国脱贫攻坚示范村，我愿景中的《高高的元古堆》首先要为这样的蝶变提供理由、根据、求证和呈现。一位老人叮嘱我：“秦岭先生，您写咱元古堆的脱贫攻坚，一定要把咱过去的穷写透了，苦写足了，不要光写好日子，好日子咱攥在手里，跑不了的，可是，如果不把穷和苦留在书里，将来谁晓得元古堆咋变过来的？”一句话，醍醐灌顶。老人是文盲，可老人的生活哲学里有辩证、有逻辑，也有警示和唤醒的意味。

我说：“元古堆的穷和苦，就得靠您这样的历史老人给我讲了。”

“我上没有父母，下没有后代，我……苦哇！”老人仰面苍天，欲哭无泪。

因何如此？当年我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在水一方》《走出“心震”带》时，曾涉足大江南北的不少乡村，可当我和元古堆人的目光对撞在一起，顿时火星四溅。作家如果没有一颗敏感而悲悯的心，所有奇绝的异数就容易沦为合并同类项后的平淡、平常和平庸。

如果说2013年是元古堆辞旧迎新的分水岭，那么，2018年就是元古堆立足当下走向远方的制高点。分水岭不可能凭空而来，制高点不可能从天而降。在《高高的元古堆》里，我并没有把“底层叙事”中的惨烈、废墟与伤口安排在分水岭的那头，也没有把脱贫攻坚之后的欣慰、安详与温馨安排在分水岭的这头。我满足了那位老人的心愿，直接把二者安放在分水岭的高端执手相望，只为不被忘却的纪念。同样，我笔下元古堆的制高点，不是为了固守、窃喜和沉醉，而是面向远方。

我非常清醒，写“变”容易写“穷”难，因为所有的不堪早已成为人们记忆深处日渐泛黄的底片。为了让底片重新“曝光”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之下，我以元古堆为轴心，考察了周边渭源、临洮、天水等10多个市、县、乡的历史变迁、人口演变和风土人情。这一切，不仅与脱贫攻坚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而且有盘根错节的现实联系，它们既是元古堆破茧成蝶的人文环境，也是元古堆脱胎换骨的社会经纬。元古堆的前世今生由此揭开了神秘面纱，高高地“堆”在了我的眼前。

这样的寻找、反思与判断，必然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代价，但我知道，在岁月的长河中，脱贫攻坚似乎是一时一事，但真的不是一时一事。

这也是我探求叙事语境的过程。黄土高坡不是江南水乡，元古堆也不是十八洞，元古堆人的很多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是区别于普遍性的，我必须自觉跳出大而无当的“公共叙事语境”，适度凸显原汁原味的民间意味。在叙事上，我当然照顾了面上的整体呈现，但我更在乎聚焦涉及民生的一点或一线，那里更富含元古堆人日子里的味道。比如我写路肯定不止于路，我写水也不止于水，我写茅坑变厕所，力求兼顾人生况味。

我在乎民间文化视角，它最能让叙事区别于万千。《白鹿原》之所以不是别的，《静静的顿河》之所以不是其他，民间文化功不可没。记得当初中国作协的一位资深学者把采访名单发给我时，我差点选择了陌生的南方某地。学者对我说：“写透一个村庄，何不选择你熟悉的呢？”这样的建议既是先见之明，也是从文要义。因为我是甘肃籍，而天津不过是我人生的一个驿站。一方水土在历史中的变迁，大凡“服水土”者，最知杂陈五味。

诚如我对元古堆这三个字的理解：元，有肇始之意；古，有旷远之释；堆，有夯筑之势。尽管它不过是元古堆人对“圆咕堆”这个凡俗村名的简化，但在元古堆蝶变之后，我有必要从它的背后寻找象征、寓言和警示，因为我的责任不只是为了单纯的记录和描摹，我在经营与元古堆有关的文学。

尽管我难以原谅视界的局限和短板，但我仍然希望笔下的人和事少一些公共意味的概念和标签。我应约从《高高的元古堆》中抽出《从“犟驴”、“老黄牛”到“领头羊”》等两个章节分别在《文艺报》《人民日报》发表后，有不少陌生的企业家辗转与我取得联系，愿意参与元古堆的帮扶开发，有位企业家已经与村主任郭连兵接上了头，他告诉我：“我们需要唤醒的文字。”

“您能保证《高高的元古堆》和同类题材区别开来吗？”一位农业专家问我。

我说：“我认准了一点，元古堆就是元古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