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批评家张莉发起“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因为那份问卷，叶弥对性别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我开始觉得，性别问题可能是我们解开世界之谜的钥匙之一。”

叶弥用开放的心态接受了自己的变化，并为此接连写了几篇 “女性小说”，其中的一篇《对岸》，与翟永明、林白、乔叶、金仁顺、孙频、文珍、蔡东、张天翼、淡豹、周瓒、戴潍娜、玉珍等13位女作家的作品，出现在《十月》杂志和张莉一起策划的“新女性写作专辑”中。小说、诗歌、非虚构……这些作品，聚焦着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女性”。

“你得知道你是谁”

去年底某次文学活动，张莉在会场遇到《十月》杂志编辑部主任季亚娅，对于推动新女性写作的文本尝试，二人一拍即合。最重要的原因是，聊起来发现，她们对当下流行文本中的女性观念持有疑惑，某些时候甚至极为反感。

“现在影视剧里充斥着所谓的大女主作品和破落的两性观。尤其是流行热议的小说，有很多名不副实的女性文本，甚至完全与女性应有的精神背道而驰，但却以女性写作的标签推广，令人遗憾。”张莉说。

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在发生重大而悄然的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女性写作及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却让人心生遗憾。

关于女性形象，在当下文学作品中常见到的人物塑造似乎形成了特定惯式，女性这一角色裹挟在其中，正在失去作为“她”的独立身份和个人话语。换句话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缺少有力而丰满的生命。

季亚娅描述，比如农村题材里写到男性“失婚”、结婚难、甚至光棍村的问题时，作家们往往同情男性的婚姻困境，将原因归结于城市对乡村的剥夺、女性的嫌贫爱富等等，女性在这个过程中的主体性苏醒、个人选择的复杂性和合理性，由此带来的乡村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悄然变化，经常被忽视。再比如，某些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对男权文化的认同，对女性的自我物化、以情欲作为功利性工具现象过于“同情的理解”；在写作风格上，某些作品可以看到明显的性别设定，比如过于刻意的阴性叙事，背后是一种对于女性的盲目揣测与臆想。

相距高喊“女性解放”的时期已经很遥远了，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在同步发展吗？“新女性写作专辑”中，张莉与学者贺桂梅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的对谈。贺桂梅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对性别问题，特别是女性问题的关注，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

2019年张莉进行性别观调查时发现，大部分女性作家对“女性写作”多持中立或者谨慎态度，不愿意承认自己具有女性意识，是女性写作。对此张莉表示理解：“深度分析，大部分人的语境里，并不一定是排斥女性写作，而排斥的是先前被标签化的那种女性写作。”

中国女性写作，在大众视野中曾历经个人化写作、中产阶级写作、身体写作等不同历史时期。这些话题的集结，从历史维度看自有它合理性的一面，但过于笼统而坚硬的标签化命名，也使女性写作、女性文学的自身发展陷入趋于狭窄的危险或困顿。

含混模糊的态度给女性文学、女性写作罩上了暧昧的色彩，无论写作还是研究，“女性写作”似乎变成了“麻烦”。像张莉所言，“尤其近10年来，它变成一个可疑的命名，一个模棱两可的存在。”女性作家不愿触碰，男性作家不敢触碰。当代女性写作出现了某种停滞。

“性别问题不好谈，就是因为人们有无数定型化的、符号性的、标签式的想象。”贺桂梅说。

女性写作理论范畴的混杂性，也是影响其难以深入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讨论的女性写作是什么？意义何在？这不仅是张莉想寻找的答案，也是女性文学自身一次拨开迷雾的回航。

这次对“新女性写作专辑”的命名，《十月》杂志编辑部和张莉之间有过不同意见。考虑到理论话语的准确性，对现实理解的复杂性，编辑部当时倾向于重新激活“女性写作”这个词汇，把此次尝试包裹在这个词语庞大的前文本和历史脉络里。

而张莉更倾向于将重点放在对“新”的探索与阐释。在她看来，“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关注因民族、阶层、经济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不同性别立场。“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远离表演性、控诉式以及受害者思维。

最终，《十月》编辑部尊重和赞成主持人张莉对“新”的期许，希望能有不同的声音完善和丰富到“女性写作”这个词汇里来。

当引线被点燃

邀请作家们参与新女性写作专辑，在性别意识的前提下有两个考量，一是代际分布，从翟永明、林白这些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先驱到“90后”作家。另一个是体裁选择，理论、小说、诗歌、非虚构多体裁尽量兼顾。

对于专辑的最终呈现，张莉怀有期待，也免不了有几分忐忑。向作家约稿时，没有限定具体内容，也没有细则要求，完全看作家自身怎样理解“新女性写作”。张莉希望，专辑里的作品能有敏锐的女性视角，能拓展我们对女性写作的认识，与以往的女性写作产生潜在对话。“我们做的不是女作家专辑，而是新女性写作专辑，或许，会更勇敢，更尖锐。这是专辑想提供的场域”，张莉说，“但这也只是设想而已。”

邀约的作家们没看过张莉在专辑中的主持语，并不知道她的预期，也没和张莉私下交流过。如果发来的作品没有共同的旨趣和追求，如果与专辑初衷相去甚远，整个专辑的质量和意义会大打折扣。

这样的尝试无疑是一种冒险。但创作者是自由的，即使是专辑和约稿，也要充分尊重作者本人的创作意愿——“恰恰也更有意思，作家的理解会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这之前，张莉想过可能出现的情况，悬着一颗心。直到专辑定稿，张莉读完了全部作品，“真的，是冲击，也是惊喜”。

孙频《白貘夜行》里对于女人的幸福是什么的细密书写；张天翼《我只想坐下》中对于男女关系的犀利探底，包括对“贤惠”这个词的敏感；文珍《寄居蟹》中女孩子对于情感关系的病态依赖；金仁顺《宥真》对著名诗人与普通女诗人之间性别权力关系的复杂认知；蔡东《她》中的男人对妻子的追忆错位；叶弥《对岸》中男女关系的模糊性；淡豹《山河》对单亲家庭关系的书写；乔叶《小瓷谈往录》中的多样情感样态……

阅读这些作品时，张莉会不断回味作家们所理解的女性写作以及女性意识。“毫无疑问，她们已经是新女性写作者，这些作品对日常生活中两性关系的幽微认知，对性别权力关系的理解让人惊讶。”

专辑中，《十月》对邀约的作家们进行了一次微访谈，有趣的是，当面对“如何理解今天女性的处境”这一问题时，作家们的回答无不透露了她们敏锐的感知：

“挺有意思，无法一言以蔽之”；“女性处境其实是变糟了，但女性也更警惕更清醒了”；“现实中的女性处境还是比较尴尬的”；“有时候我会很意外……”“当下女性处境两极分化”；“看上去某些方面有进步，但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也大”……

今天的女性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她们的精神气质在发生何种变化？她们所面对的普遍困境和困惑是什么？她们如何看待自己？阅读专辑作品时，季亚娅感到，城乡流动里乡村女性的声音相对较弱，而且随着阶层分化、工种细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女性”越来越无法一概而论。由此她提出，谈论今天的女性处境，可能首先要问的是谈论哪一类女性。

“我们大多基于女性的总体共情，其实主要还是和自身处境、我们的观察位置有关。”

季亚娅曾在皮村文学小组读到打工女性讲述自己经历的文本，她们从家乡来到城镇，对乡村性别、伦理秩序变化的朴素呈现，远超过许多文学作品中单一的、概念化陈述。

“这些不被注意的乡村女性群体，因为二十余年持续的城乡流动，从乡村父权体制里整体脱序出来，相对于户籍固定的前打工年代，整体地位、经济自由度和自主性与过去有了很大差异。她们如何认识自己的性别，她们沉默、无声的感受如何被感知、被注意？”

从微访谈中能够看出，作家们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与表达，呈现出更具丰富性与包容性、更具想象力与异质性的回答，此刻他们不是单纯的文学写作者，也跳脱出纯粹而单一的男女两性关系，将女性放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维度观察与理解。

叶弥在访谈中提到时代话语下的女性经验，文珍提到资本市场中的基层女性，金仁顺的全球比较视野，戴潍娜的政治理论意识等等，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描述。

大众文化性别观念的潜藏危机

2014年张莉出版了《姐妹镜像：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那时她注意到，网络女性文学及女性评论势头蓬勃，也看到女性文学有着社会性别写作的趋向。然而，近年来女性写作发展并不如张莉当初所期待的，“最初以为，在未来，女作家的笔触会更勇敢更尖锐，但现在看并非如此。”

没有出现社会广泛关注的女性文本，原因复杂。

“我想，和作家们不想触碰当代女性生存中的某种‘坚硬的真实’有关。又或者，作家们还没意识到有一种‘坚硬的真实’需要面对——有些人可能没看到，有些人看到了，因为各种不可控的因素选择绕路走。”张莉分析。

今天的女性写作者越来越多，但女性写作的先锋性和深刻性却相对弱化。

今年是季亚娅在《十月》当编辑的第6个年头，在她的个人阅读史里，没遇到像当年《因为女人》《极花》引起性别观讨论的作品，“主流文本里更多的是在依附于父权制下的女性和独立知识女性之间纠结的性别想象。”

倒是大众文化近年发生了很大变化。2019年3月，《都挺好》的播出引发广泛探讨。网上每集播出之后的跟帖发言，让贺桂梅产生了兴趣：有意思的不是女主角苏明玉在原生家庭受到的歧视，而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对她的经历感同身受。

在当下流行文化塑造的价值观里，性别意识足够平等与健康了吗？现实并不尽然。

贺桂梅在高校开设了一门“21世纪大众文化热点”课程，课上讨论《甄嬛传》《延禧攻略》。女生们津津乐道，特别是《延禧攻略》，说这样的电视连续剧看起来过瘾，很舒服。可同时她们又隐隐觉得，虽然剧中给了魏璎珞第一主人公的位置，与其他女性建立友谊，结成同盟，战无不胜，最后想要什么得到什么，可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好像跟女性意识有距离。

也许关键在于，女性的空间一开始就是被限定好的，贺桂梅敏锐指出。她无论多么厉害，最终也只能在后宫之内做个好女人，皇帝的好帮手，她无法逾越的实际上是性别的权力之墙。

张莉看来，在很多人眼里，女性精神就是获得权力，不断地达到目的，不断地赢。“当下的很多作品里，也依然是这样的价值观，比如如何通过手段，一直走到所谓成功，在纯文学期刊、用纯文学的一套话语津津有味地讲述这样的故事。这是一种创作现象了。”

直到今天，不少人对女性创作的理解依然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女作家所写的有关女人奋斗、女人成长的故事。

“真正的女性文本里，不是女性做什么都对。对女性自身处境没有深入理解，对女性自身问题没有反省，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 张莉直言，当下文艺工作者的性别观亟待更新。

理解女性，某种程度上也是理解男性

当我们讨论性别意识时，当我们谈及女性写作时，不仅会有“应该如何看待男性”的问题，也隐含着“男性怎么想？如何对待女性角色”的问题。

翟永明在专辑微访谈中感叹，在中国乃至亚洲，一说到女性意识，男性就谈虎色变，认为是针对男性的二元对立观点。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网上出现女性打9.8分，男性打2.8分的情况。“围绕这部电影内外的表现，很可能说明现实中的性别状况。”翟永明说到。

“新女性写作专辑”之后，季亚娅编辑了一篇男性青年作家石一枫的《玫瑰开在麦子店》。季亚娅发现，故事中的女性王亚丽，可以和专辑中文珍的作品《寄居蟹》的林雅构成互文本来读，甚至她俩的结局、误杀式的某种“弑夫”，都是如此相似。“看看不同性别、某种意义上共享同一种知识背景的两位作家，如何书写同一类女性，比较他们的共识和差异，特别有意思。”

身为男性，《十月》主编陈东捷在专辑版面、内容、自由度以及传播上予以了最充分的支持，提供了讨论性别问题的理想条件：开放、平等。微访谈中的第四个问题：“作品如果涉及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您的观察和写作方法是？”便是《十月》工作团队中的男性编辑提出的，他们同样关心、好奇女性作家们如何看待“男性”。

专辑中微访谈题目为“女性写作：她们说”，《十月》后期准备策划“他们说”，听听男性朋友们如何看待“女性写作”。

季亚娅透露，一位男性朋友曾对自己说，总听到有人说“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这句话，他实在是不明白，为何女性表达自己的性别立场，成了一件忌讳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