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A类电影节获得“最佳女演员”殊荣的表演大师；她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由周恩来总理圈定并由文化部正式评选出的“新中国22大明星”之一； 她是中国电影百年时由人事部和国家广电总局评定的“国家有突出贡献艺术家”； 她是金鸡奖、金凤凰奖、国际儿童电影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面对一座座金色的奖杯，面对一本本红色的证书，她说：我不是“大家”，也不是“大师”，更不是什么“明星”，我就是我，一个普通演员，一个革命战士，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者。

她，就是我们敬爱的于蓝妈妈。

庚子年春节，与病痛做了一年多斗争的她，忽然进入昏迷状态，一度还很危重，网上甚至传出了她去世的假消息。然而，她和自己主演的电影当中那些主人公一样，坚韧不拔，昂首不屈，在疫情肆虐的季节里，她就像一枝红梅，顽强地挺立着……

前些天，我和她儿媳通电话，得知老太太竟然能喝点米汤了，我真高兴啊！正准备什么时候去看她，可没想到，6月27号晚上，她长子田新新大哥泣告：妈妈21点07分走了……

犹如晴天霹雳！

不知道为何，那一刻，我脑海里忽然闪现出两个形象，那就是：周莲和江姐。

于蓝妈妈的代表作品是《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片中，她扮演的英雄母亲周莲和巾帼女杰江姐，是深植国人心中经典的银幕形象。

不过，走下银幕的于蓝妈妈，却是那么低调。她一生谦逊，不爱张扬。她多次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江姐当成周莲，我只是在她们的精神感召下，扮演了她们。我于蓝有今天，一靠党的培养，二是沾了这些党员先烈的光！

独有一桩事让她永远骄傲： 我和我们党同龄，生于1921年……

前年，上影集团85岁的老演员牛犇同志入党，适逢 “7·23”，是党的一大召开的纪念日。我请牛犇老师到中影股份公司给大家上党课。牛犇一到北京，先去位于黄亭子的儿童电影制片厂旧宿舍看他的“长辈”——电影《龙须沟》中，于蓝和他合作过。快80年党龄的老人和刚入党一个月的老人，相拥而泣，当即，于蓝给牛犇写下了一句话：“牛犇同志，你是不忘初心的优秀党员！”牛犇激动地说道：“这好比是‘岳母刺字’啊！”而于蓝老师神情却变得严肃起来：“不，银幕上，我们是好搭档，现在你是党员了，我们就是好同志！”

两位老艺术家一同到了中影，在党旗下，引领着同志们重温入党誓言，于蓝妈妈把誓词念得铿锵有力，振聋发聩。那情那景，让人动容。

于蓝妈妈的晚年一般都宅在家，打电脑，写大字，除每天下楼锻炼、散步一小时，不轻易出门，可我请她参加公益活动，特别是为少年儿童电影，下农村去工厂进校园，她必到，哪怕坐轮椅也要来。见了我，口称“江平同志”，跟别人介绍，总说“这是我领导”。我说，您是参加过抗战的老革命，我是晚辈学生。她很认真地回答：“你是中影股份总经理，我是中影演员，这上下级关系是组织原则，不能乱的。”

生活中，我俩亲如母子，这么说吧，我从上影调北京工作17年，每年6月3日，我从没忘记，都会和大伙儿一起张罗着给她过生日，人最多的一次，是她97岁，百之众，不吃公款，青年演员佟丽娅和孙茜掏腰包出餐费，我忙乎牵头；人最少的一次，只有她，保姆，我，我们仨在病房。

80岁之前，于蓝妈妈从来不让别人给她过生日，她说：“我是党员干部，不兴搞拜寿这一套。”可是耄耋之年，她却悄悄对我说：老了，有时候想想，生日那天该过还是过吧，别吱声，叫几个要好的同志，一块聚聚，吃个蛋糕，吃点面条，唱个歌，就行了。有一条要记牢，不许花费国家的钱，不许搞大吃大喝。

我明白于蓝妈妈的心。她惦记曾经跟她同甘共苦过的老战友们，她牵挂那些还在一线奋斗的老电影人，她还想借机会跟大家了解电影创作生产的情况和形势。于是，我们就这样定了，每年6月3日小聚，自己花钱，有时也凑份子，从橘子水升格到橙汁，从时尚的鲜奶西点取代老式麦琪淋蛋糕……20年！唯一不变的，那就是唱一样的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我和老太太有近40年的交往。

我认识她时，正好她60岁生日差3天。1981年6月1日，她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车棚改造的几间破平房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如今全球唯一的儿童电影制片厂。那天，文化部召开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大会，她从领导手中接过挂着红彩球的白漆黑字的木牌，欢天喜地扛了回来。当时，我只是演群众甲乙的“小把戏”，远远地望着叔叔阿姨妈妈奶奶们在那里挂牌，好生羡慕啊，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也担任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于是，2008年，当我导演少年励志电影《寻找成龙》时，于蓝妈妈友情出演只有三句台词的路人甲，来为新人张一山跑龙套。剧本筹备的时候，我就让她先审看，老太太一个劲儿地说：”要向善向上，欢乐喜庆，儿童电影不要搞得哭哭啼啼的，不要去展现所谓的社会阴暗面，要阳光，要积极。”

我大着胆子问：“您能给我们串个小角色吗？”

她回答：“为什么不能？我是党员，听组织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特别平静，一点没有喊口号的感觉。我坚信，于蓝妈妈的真诚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听说过，上一回拍儿童电影《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一场戏，剧组给了她两万块酬金，她说她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一转手，她就把钱捐给了希望小学。

拍戏头一天晚上，于蓝妈妈打来电话：“导演，我好像有点感冒，怕明天误你的事，能不能再请一位同志？”

按照她的意思，我立刻请了陶玉玲老师，没想到，第二天，于蓝妈妈也到了现场：“我吃了退烧药，觉得问题不大，想想还是来吧，万一用得着我！这不，我还把保姆的衣服帽子给穿上了，这挺像一个问路的农村大娘吧？”

我当时特别感动，把原有的六句台词掰成两半，她俩一人三句。拍的时候一气呵成，居然没有停顿。张一山告诉我：“太了不起了！两位奶奶刚才在那儿，这几句台词，来来回回对了十几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一山说，原来都不知道于蓝是谁，做了“功课”，头一天突击看了《烈火中永生》，才晓得，她就是江姐！她就是中国儿童电影的老祖母啊！

是的，她还创办了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每两年一次。全球的儿童电影工作者，都仰视这位终身奋斗的老祖母，因为从60岁开始，她全身心地扑在了儿童电影事业上。一日，天寒地冻，同伴手忙脚乱地关大铁门，不小心把她的手夹在其间，送到医院，只见无名指上挂着半截手指头。医生说可断肢再植，但必须歇一两个月，老太太急了，一咬牙一跺脚，将半截手指连皮带肉拽下扔进垃圾桶，抹碘酒，缠纱布，回家！为啥？第二天有部儿童电影要开机呢！

我在上海工作时，曾经担任过儿童片《胖墩夏令营》的总制片人，请老太太当顾问，送审时发现，字幕员把“于蓝”写成了“于兰”。我和同事杨玉冰、孙雪萍商量，最后一本拷贝重做，老太太一听说，顿时急了：“不改，动一个字，多花上万块钱呢！”

晚年的于蓝妈妈腿脚不利索，可她知道，儿童电影经费少，每次参加各种开机关机活动，只要去外地，都不允许我们买头等舱，有几次，已经买了头等舱，她跟我们着急，我们告诉她是打折的，说才三折，90多岁的她才肯上飞机。

她每次都把轮椅带着托运，我们告诉她，机场可以随时安排，于蓝妈妈说：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我从到延安那天起，接受的教育就是为人民服务，我怎么能让别人老为我服务呢？

于蓝16岁时，日本鬼子侵占北平，受过良好教育的她，待在家躲避战乱。有同学介绍她到日伪的机关里做事，挣金票，而她却选择了投笔从戎，抗日救国。从北平到延安，冒着危险，排除万难，步行50多天，走烂了3双鞋，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双手搂定宝塔山。穿上了八路军军装，她牢牢记住了战士登记表上的那两句话：“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对革命无限忠诚”。18岁时，她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拳，立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参加了鲁艺，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演出。延河边上，她找到了终身的革命伴侣，也就是后来在电影《英雄儿女》中扮演王芳爸爸的田方——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

从延安城下，走到金水桥边，于蓝一刻不停地在路上，这一走，就是80多个春秋。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她被国家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在病房，大家给她报喜，她耳背，声音也就高：“我为革命贡献太少，而党却给我太多，我不踏实啊！”那声音，震惊了楼道里的医生护士，也感动着来看她的每一个人。

前年，中影股份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拍摄公益片《一切如你》，这是一部用10个片段组成的电影，导演请于蓝老师出场10分钟，演刘佩琦的妈。3天的戏，97岁的她毫不怠慢，铆足干劲，一整天就拍完了。拍戏的现场，摄制组专门准备了救护车，防止这些老艺术家们有个头疼脑热的。于蓝老师看见了，乐呵呵地说：“不怕不怕，如果死在现场，那就是做人民的文艺工作者的最大光荣，那就算是革命到底了。”

2018年盛夏，她忽然在家摔倒，住院后，记忆力严重衰退。去年，儿子田壮壮导演过生日，她都不认识他是谁，可《一切如你》的年轻导演去给她看样片时，老太太居然仍记得台词：“儿子，吃桃酥……”

我们去探望她，很多熟人，她都分辨不清了，唯独问我：“江平同志，咱的儿童电影拍完了没有？”

……

今年，因为疫情严重，怕交叉感染，我们不敢去医院，委屈了老人家几个月在病房孤身奋战。

如今，她走了，也许是去天上，和她的老伙伴们一起讨论剧本了……我想，她的电影永远没有拍完，她的心，她的血，她的根，她的一切，永远都融入了鲜红的党旗之中。

她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