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关于茅盾的研究资料可谓汗牛充栋。每年大量新增的茅盾研究成果，不断开拓茅盾研究的领域，将茅盾研究推向深入。面对众多的研究成果，如何将一个时间段的研究清晰、客观、简明、条理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非常有意义也有难度的工作。这也正是编撰出版《茅盾研究年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继《茅盾研究年鉴2012-2013》《茅盾研究年鉴2014-2015》之后，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和浙江省桐乡市文旅局联袂奉献出《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赵思运、蔺春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下简称“年鉴”）。新一卷年鉴全面整理了2016-2017年间的茅盾研究成果，以时空结合的体例将其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茅盾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资料，呈现出资料性、权威性、前沿性的特征。
《年鉴》延续了既往《茅盾研究年鉴》的体例，按照茅盾研究成果的内容将研究成果设置为四个板块，分别为“茅盾研究大事记”、“重要论文”、“论著评价”和“论文索引”部分，每一部分又按照时间、内容或载体作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整理繁富的研究资料并将其分类、研读、遴选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是对编著者的极大考验。笔者在知网输入“茅盾”这一主题词，共搜到相关文章2016年243篇，2017年138篇，再加上报纸、网络等其他载体的研究文章就更多。经过对原始论文的收集、整理、筛选，《年鉴》选取了34篇代表性重要论文予以全文转载；对其他有价值的文章以索引的形式，收录其内容摘要，共收录索引期刊文章53篇，报刊文章22篇，硕士论文14篇，基本上囊括了茅盾研究的重要方面。这样既突出了重点，对有重要价值的成果进行全面的介绍，又照顾到年鉴的全面性，对重要成果均有所涉及，做到了线索清晰，内容明确，可以简要勾勒出茅盾研究在各个方面的突破和进展。读者因此节省了对研究资料收集、整理、筛选等需要耗费的大量时间。
当然，《年鉴》在划分的时候并没有拘泥于所谓的标准，而是根据研究的需要将文章纳入相应的板块，力求简单明了地将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第一篇“茅盾研究大事记”，按照年度划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又按照时间线索将茅盾研究的大事呈现出来，显示出“史”的意识。第二篇“重要论文”则按照“论衡”“重估”“史料”“域外”等四个子栏目收录了34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当然，每一类的篇数是不同的，“论衡”部分选入了17篇，是最多的；“重估”选入5篇，是最少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论衡”收录的是茅盾研究的综合性论述，成果多，有价值的也多；而“重估”是对既有研究成果或认识的重新评价，随着时间的发展，新的材料不断出现，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不断介入，如此等等，都丰富或颠覆了既有的研究，这也是重估的意义。不过，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茅盾研究已经很成熟，新的认识也有一定的难度，重估的要求就比较高，这也是收录此部分论文较少的原因。
“论衡”一词，源于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著作《论衡》，意为明辨学术是非，昌明学术真知，彰显学术乃天下公器之价值。这个栏目的学术论文遴选的是综合性茅盾研究的成果。如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扬的《上海的文学经验》将茅盾与张爱玲进行对比研究，以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叙事对比茅盾的宏大叙事，指出“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茅盾的左翼思想立场对他创作和文学思想的影响，却有意无意忽略了作为小说家的茅盾在参与实际政治活动过程中，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政治活动经验的文学汲取。这样的忽略，影响到对茅盾的文学史研究往往偏向于政治立场的阐释，而淡化了对小说家茅盾的文学经验的考量。”杨扬的这种认识，无疑对一直以来关于茅盾作品文学性和政治性的复杂关系的梳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阎浩岗在革命叙事研究领域有着诸多建树，其论文《茅盾与20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以土地革命叙事的视角切入茅盾研究，关于茅盾作品中地主形象的阐释，无疑显示出作为知识分子的茅盾对现实的尊重，也从某种程度上稀释了大众对“政治茅盾”的固识。赵学勇、高亚茹的《茅盾“未完成”长篇小说探析》，葛飞的《作为畅销书的〈子夜〉与1930年代的读者趣味》，李宗刚、谢慧聪的《传统文化在民国教育体制下的整合与提升——以茅盾早期作文与教师批语为例》，李玲的《茅盾社会进步视野下的妇女解放理论》，蔺春华的《论文本细读在茅盾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等，都大大拓展了茅盾研究的话题空间，带有全局的启发性。
“论衡”并不意味着中庸，恰恰彰显出突破。这种突破性也体现在“重估”栏目。赵思运在论文《茅盾译诗的症候式分析》中，以诗人的眼光对茅盾的诗歌翻译活动进行分析，得出茅盾在新文化运动立场中凸显译诗的意图伦理导致他的诗歌翻译缺乏诗歌文体意识的结论。妥佳宁的《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张雨晴的《左翼文化界的尴尬遭遇——以开明版〈茅盾选集〉为例》等，都带有鲜明的反思与重估眼光。“域外”栏目中裴亮的《轨迹与方法：竹内好的茅盾论》、曾嵘的《茅盾文学在日本——以〈子夜〉对堀田善卫〈历史〉的影响为例》、阿克萨娜·彼得罗夫娜·罗季奥诺娃的《论茅盾对苏联儿童文学的兴趣》，在比较文学视野中拓展了茅盾研究空间。吕周聚的《论茅盾与美国左翼文学之关系》则通过详细的论证阐释了茅盾与美国左翼之间的关系，并以此重新认识茅盾的成就及影响。
近年来，史料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日益成为一种显学。最新史料的发现，更有利于形成新的观点或为既有观点增加论据，对茅盾研究大有裨益。本年鉴也体现出这方面的最前沿性成果。钟桂松的《新发现的有关茅盾的几则史料》、雷超的《茅盾代理〈时事新报〉主笔史实及新发现的轶文考证》等6篇文章都是对茅盾研究史料的挖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年鉴》遴选出不被注意的非公开出版物的成果，如《梧桐影·致敬茅盾专辑》中夏春锦的《木心与茅盾》、《嘉兴文博》中陈杰的《茅盾父亲沈永锡逝世年份探究》等，这些论文的收录显示出编选者对茅盾研究现状的深入把握和对最新研究的透彻了解，也为《年鉴》的权威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年鉴呈现出的茅盾研究队伍也令人激赏。我们既看到了钟桂松、杨扬、赵学勇、李继凯、高旭东、贾振勇、吕周聚等中间力量奉献的重要成果，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妥佳宁、雷超、裴亮、宫立、赵丹、张雨晴、谢慧聪、高亚茹等一批年轻博士以及博士生、硕士生的富有锐气和学术功底的成果。《茅盾研究年鉴》的亮点还体现在对硕士毕业论文的收录。实事求是地说，不少硕士生因为知识、经验、资料等等的基础较差，在研究方面确实有着先天的不足，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多数硕士生的研究受到既有成果的影响较小，他们对问题的思考以及认识，也就缺少了羁绊，容易突破既有的研究视野和模式而呈现出发散性的思维，这也为茅盾研究新思路的开拓提供了条件。他们的兴趣、思想和认识基本上决定了未来茅盾研究的成就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硕士论文的选择无疑具有前瞻性。
《年鉴》的体例也具有灵活性与弹性，这鲜明地体现在论著和索引资料的处理上。《年鉴》在概括内容之外，又巧妙地选取了书评作为研究专著的评价，这样既可以了解专著的主要内容，又客观地呈现出专著在茅盾研究领域的突破和局限。钟桂松是桐乡人，也是茅盾研究专家，已经出版了多部茅盾研究专著，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是其茅盾研究的又一力作。如此重要的作品，年鉴除了对专著的内容进行简要介绍，还收录了刘勇、张悦关于此书的书评，从而使读者对专著的主要内容、价值和意义有了直观的了解，很好地做到了年鉴要求的客观性。对于其他论著，《年鉴》也根据内容采取了适当的形式，力求客观地进行呈现。《抗战中的郭沫若与茅盾——郭沫若与茅盾展览纪实暨学术讨论集》是对研讨会的梳理和总结，《年鉴》对其背景、内容及意义进行概括性的介绍，显然借鉴了会议资料；《茅盾研究年鉴2014-2015》则主要以论著目录的形式呈现，其他论著也都根据内容采取了适当的形式，而没有拘囿于一定的标准，显示出编选者对材料的灵活处理。第四篇“索引”则按照期刊论文、报纸文章和硕士学位论文等载体分类，对其使用也是收录其内容摘要，尽量避免主观性的评价。资料处理的客观性，显示出编著者对文章原作者的尊重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
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一项烦琐而费时的工作，需要对资料进行认真的研读和深入的分析，更需要研究者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在当下浮躁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做，但这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年鉴》的编著者有着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耐心、细致地做着基础性的工作，并将其常态化，显示出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细致的学术品格。本质上说，《年鉴》是茅盾研究资料的年度汇编，也是后续茅盾研究的基础，对茅盾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实在是一部具有权威性实用性的茅盾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