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杭的诗集讨论了“即兴”。“即兴”在汉语中并非初来乍到，却仍然是未经驯化的。它是新诗的重要禀赋，这一点在胡适开启的白话文运动中不言自明。在当代中文写作中，有诗人从19世纪英国诗人爱德华·李尔、刘易斯·卡罗尔的“轻体诗”、“胡话诗”和20世纪诗人奥登的作品中，得到关于即兴的启示；还有一些口语诗人，就他们对日常事物的机敏处理而言，其写作性质是“即兴”的。但在张杭的诗歌作品中，“即兴”的艺术可能部分来自其成熟的戏剧经验，尤其是作为散文戏剧的写作者，必然受到关于语言流动性、对话性的训练。作者在诗集跋中写道，“沿即兴的切口，向经验之海伸下吊钩”，但这只是一种“预期”。“即兴”之于新诗，始终是迟来和处于商榷中的馈赠，它屡经讨论，但是得到的附议仍不彻底，且缺乏成功的、在地化的示范。此诗集的另一个关键词——“故事”则尤其与“叙述”有关，与《自传》部分平静地回忆起童年情感的尝试有关。

然而，“即兴”并不意味着诗人在什么时候都能写作诗歌，张杭的即兴诗抓住了生活中“闪闪发光的细节”。试举如下两个例子：“我在想：她得的什么病呢？/药像一枚锡制的小卫星，/在她的皮肤下运行”（《过年的即兴》）；“当罗马人炼出玻璃的时候/就渴望这材质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驳斥诗，关于丝袜与义体，天王星范畴 》），张杭的诗提供了众多这样出神的时刻，在庸常的现实平面，读者跟着句势获得眩晕般的攀升，最终发现自己抵达了云端。有时候，我们看似是在阅读一行行散文化的叙述，一种更接近翻译诗中的里尔克、波德莱尔的“象征”，而不是策兰和曼德尓施塔姆式的坚硬、致密的风格，但是不久之后，我们的想象力就被调动到更开阔、被提纯了的空间，我们意识到，诗人的节奏张弛有度，不至于像那些直接取法于后象征主义诗人的新手那样让人气闷、以辞害意。

张杭的诗是汉语写作中的“天真之诗”，这无疑受益于诗人本人从占星术知识中所获得的“宇宙观”的整全。在大/小宇宙之间获得对应、在其裂隙间进行修补，很大程度上成为诗人的主题，也使他的“即兴”的微观、私人化的性质能够在宏远的视境中获得谅解，这决定了他的写作不是“荒原”式的，而是融合了诊断、振奋和欣喜。他的《星座诗》《两次》《十六世纪观测员的日志一页》都是关于占星术的诗，一种简单、诚恳的对当下生活的理解，经由诗人审慎地对流行语言的消毒，在超现实的意象中被组织起来，因此，张杭的诗总是具有可“读”性，它不会像一张揣在兜中的旧照片，“溶蚀得只剩那么一小块/像子弹铅灰色的芯”（《幼儿园》），而是一只只准确投掷的语言漂流瓶。

弗洛伊德式的分析之于张杭诗歌的意义在于，它提示我们，一个诗人童年经验的不完满，在写作中成为主题的比重往往是被低估的。张杭的诗深耕了很多对他自身而言“特别重要”的东西。

“那个时候，自我意识即将萌生/我看的天文书，让我感到宇宙的广大/不可知、人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一瞬回想起童年，我曾有过的疑惑”。

上引《特种部队》诗中的最后几行，可以成为理解张杭诗歌的题眼，诗人具有的对崩溃前兆的认识，和与伦理/生活细微裂缝相匹配的敏感，使他在诗体自传中把对“天文”的意识日常化了。《幼儿园》《翻花手》《大巨人》《朝向眼睛》，这些诗以成年式的天真和无辜，重塑了汉语中表达童年记忆的方式，它无关忏悔与“债务”，而仅仅是“即兴”与“故事”——通过文学化记录，走向与未成年人的和解，也是成年诗人与过去自我的和解。《朝向眼睛》是类似主题诗歌中的代表作，它的语调显得调皮、有活力，回避严肃性，但又不吝于反省，对父辈和子辈之间权力的“游戏”，这首诗是一次非常出色的调停，就像裁判吹出的哨声，意味着比赛可以被欢呼了。

这其中有一种沈复“幼时记趣”的愉悦，“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当然，张杭这部自传尚未完成，在将来的写作中，诗人必然会持续地把探照灯往更靠后的岁月移去。那时，关于诗人童年的这些理解也许就该搁置了。不过在这部诗集中，这种来自“小世界”的微观调查报告确实是非常醒目的。

总之，对于诗人张杭而言，“即兴与故事”两种技艺之间的平衡，使对童年的考察工作也变得“露天”。即兴是随物赋形，故事是追述往昔。即兴使诗歌写作历经多年的“案牍之劳形”之后，重新变得可见了——就像印象派搬到旷野的画架子；故事则要求诗人按主观“重要性”来重建自然的秩序。在诗人的剧本《月亮的南交点》和《趋近》中，诗人直面当代现实中的拆迁、代际、AI等问题——对于这些话题，文学经常并未准备好自己的想象力，也没有约定俗成的表达程式，写作者往往缺少恰当的传统把这些尖锐的新现象放进去，这时候就需要一种即兴的能力。在这本诗集中，诗人把聚焦点移向自己，于熟悉中见陌生的剖析更是令人惊心动魄，也可见诗人的赤诚与对语言的责任——不回避问题，不因袭陈套，在新的路径中探索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