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也许并非学术思想大师，也并非伟大作家。但对这位美国女性，我却素有偏爱：她工小说，也论诗、论小说，谈摄影、说星座，点评各路文化大神却不将他们当作大神，几乎无所不谈，无所不能。在专家盛行的年月，她驰骋于各个领域；在崇尚解释学的时代，她反对阐释。中国人常说，文如其人，即使是透过翻译，我也能从汉语中读出谁是桑塔格。

杨碧薇似乎在以实际行动，向桑塔格遥致敬意：她写诗，做摇滚歌手，研究新诗，研究与诗有关的中外电影，写乐评，谈摄影和当代艺术，甚至有过做模特儿的体验。她认识得很清楚，她必须要朝向一种大文化观的批评而努力。所谓大文化观的批评活动，既指跨领域的批评行为，也指以诗学的基本精髓为原点，投射到其他批评领域。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唯有诗性才是一切形式的艺术的魂魄。杨碧薇的诗人身份和她研究诗学的科班经历，为她心目中的大文化观的批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新近出版的《碧漪或南红》，是杨碧薇近几年除博士论文外一些谈诗、论艺的文字的结集。读她的文字，称得上是一种很舒心的体验：她因为诗人身份，文字漂亮，但从不大红大紫，更不屑于涂脂抹粉；也因为诗人身份，使她在面对具体的作品（比如诗、小说、乐曲、电影、甚至绘画和摄影）时，有艺术上的高度敏感，往往能在常人不经意的地方，迅速发现蛛丝马迹，经她剖析顿然生辉。比如她这样谈诗：“如果说诗歌的产生过程是一根手链，那么物感就是链条上的搭扣，链条的一端自这个搭扣而始，然后渐次拉长；拉到一定的时候，拉出去的另一端也须回到拉扣上，才能确保链条的完整性。”用诗人最常用的比喻方法，便将一个原本抽象的问题很形象地解决了，优雅、体面、但朴素和不动声色。这正是桑塔格擅长的方法：把事物呈现出来，但不解释事物；把问题说清楚，但仅止于说清楚，再多一点，便是僭越。

杨碧薇的文字有很多值得指出的特点，但疾速更愿意为这个短文所谈论。随手从她的文章中随便摘录一段（笔者确实做到了“随手”和“随便”），即可见出何为疾速：“时至今日，摄影与生活的亲密关系已不言而喻；这一关系的广泛性、深入性远远超过了其他艺术门类。一个人或许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阅读文学作品，不听音乐，也不看电影，但他无法脱离照片的包围。”行文的疾速不仅是一种文字风格（风格据说是一种心境的蜕变），更是判断的迅速、坚决，不给狐疑、游弋、犹豫留下空间，但也不独断、不急躁、不偏执、不极端；疾速就是直入问题或事物的核心，尽量不做外部纠缠，视节约为美德，类似于禅宗的“直指本心”。《碧漪或南红》中谈诗论艺的诸多文章可以表明：疾速在杨碧薇那里已经从思维方式，上升为生存方式。正是得益于这至关重要的一点，杨碧薇才有能力周旋于诗、电影、音乐等行当，既乐此不疲、一往情深，又不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将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重叠在一起，用汉语观察、写作、思考，暗含着一个基本的伦理：让生活丰满，让德行完善，让境界高迈，让宅心醇厚。“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伟大的汉语因高度赞美诚，直至将诚内化为汉语的本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须听命于诚，方不负这种语言的重托。《孟子》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动”可以解释为感动，但也可以结合《中庸》所谓“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而将“动”解释为行动。果如是言，则疾速行动、疾速思考、疾速观察，就可以很好地回应诚发出的指令。值得庆幸的是，杨碧薇如今确实在通往这条道路的途中，《碧漪或南红》中的文章可以为此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