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戏曲生活六十年》最初的书稿，是戏曲曲艺专家包澄洁先生于201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发给我的。30余万字，我看到了深夜。隆冬时节，万籁俱寂，捧着手机盯着屏幕的我，竟毫无倦意。
“这部回忆录从2013年开始动笔，写写停停地就到了2018年，我觉得多是自言自语，但是也还想用我的经历记录下我所处的时代，或者能给读者有个参照。”
这是包先生写在书稿前面的话。他的回忆所及，有许多隐于这个喧嚣纷繁世界之中、宏大叙事之外的，安静的、坚韧的、不屈的、有所坚守的，以及虽然边缘却时时触动人心灵的那些人和事。这些人，这些事，如静水深流，隐约可见我们这个历尽磨难的民族的内在气质，也似能预示着某种未来。
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很多，如学者傅雪漪：
20世纪60年代初，大家都是走路、坐公共汽车上下班的。我是昆曲课代表，作为课代表，有傅老师的课时我要到校门口去迎候，常见一幕至今不忘。他风尘仆仆地走来，进大门，至楼道，停住，从皮包中拿出一个信封，从中拿出一块手帕大小的棉布，擦去一路落在鞋上的尘土，棉布装回信封，信封放回皮包，一身干净整洁地走进教室上课，在他的心中当老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什么是修养？我想这就是修养，一丝不苟，这是装不出来的。
又如老艺人高玉声夫妇：
第一次去师父家印象深刻。师父与师母住在东城区迺子府路南一处居民以盲人为主的院落里，房子一间不到10平方米。我一进屋师娘就开了灯，说屋里黑给我照照亮。他二位都是盲人，但家里凡能够得着的地方都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师娘正在给我包饺子，是茴香馅的，擀皮儿、包饺子，其熟练令我惊奇。该“坐”煮饺子水了，我说我来弄火，师娘不让，让我老实地坐着。只见师娘用手在蜂窝火上一晃，就用夹子把火眼对齐了，手又在火眼上一晃，检查火眼对好没有。师娘还特别嘱咐：“凡到家来，不许动任何东西，不用帮忙，不然你走了，我什么都找不着了。”我惊奇地看着、体味着盲人的世界，他们盲在眼上，心中是明亮的。
书稿的主线自然还是包先生自己的经历：一个闯关东者的后代，由小康之家坠入困顿，从东北到北平，再到山西，又回北京；为了生活，考进北京曲艺团，阴差阳错又转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直至退休。其间他经历了民国、新中国成立、“反右”运动、剧团从民营变国营、“四清”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书稿记录的，正是他这一生“说起来简单，而过程却绝不轻松”的人生历程及细节。这是大时代中的“那一个”的个人化的独特视角和轨迹，是鲜活而有温度的个体生命体验。
包先生从个体的视角记录了其所亲历的北京曲艺团的变迁。他用笔留下了吴长宝、高玉声、许吉星、王敬葛、魏喜奎、韩德福、高元钧、良小楼、孙书筠等前辈戏曲、曲艺艺人的音容笑貌，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北京曲艺团的兴盛和衰落，鲜活地展现了那一段历史的细节，并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反思。
书中，他还记述了当年在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的学习经历，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时的同学及师友。还有他参与的戏曲曲艺界重大项目：国家级重点项目《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志》。作为编审，他从个人角度和亲历者感受出发，记录了自己眼中的《中国戏曲志》的灵魂人物、主编张庚，副主编余从，以及时称“四条汉子”的薛若琳、周育德、汪效倚、刘文峰及其他同事等，分享了他们的甘苦和得失。他还回忆了与研究中国曲艺的美国、加拿大知名学者石清照、白素贞的交往，具体而生动，从中可管窥中国传统曲艺在北美地区的接受与传播。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生过的大部分不是自己想要的日子，但又是不能不过的日子。尽管很无奈，还是想打开记忆的闸门翻出旧事，想一想是非曲直，或可感到没白活。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爱你帮助过你的人们。”这是作者思想的底色。
这本书的写作始于他被检查出癌症的前一年。书稿大部分是在病中完成的，他的认真和执著，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绝佳的文本。
初稿的前半部分，有机且紧凑，到后面渐渐有些松懈了。“回忆”虽然是比较自由的文体，工作、生活等等，可以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而另一方面，对于“回忆”所承担的自我人生总结的功用而言，围绕自认为重要或有意义的事删芜去蔓，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同包先生谈了对书稿整体的（包括主线）以及细节的一些看法，隔了两天，他微信回复：“你是对的，下半部分我决定重写。”我说：“给您添麻烦。”他说：“欢迎添麻烦。”那时他已进入癌症晚期，做了化疗，正顽强地和病魔做着斗争。
关于书名，也曾有过一番纠结。原稿书名就叫“回忆”，但这部书稿我认为已超越了个人回忆，写的是“那个”时代而又不仅是那个时代。曲艺是贯串包先生一生的工作，我脑海中首先蹦出来的书名是“曲艺的荣光”，又加了副题：“包澄洁从艺六十年自述”。“荣光”本意指草木的茂盛，事物的兴盛，引申开来，作为形容词有荣耀、光荣之意。传统的曲艺从繁盛走向了凋零，而我恰恰想用此书名来表达对传统曲艺曾经荣光之追述与怀念，对坚守者、对老艺人，对民族血液滋养的我们的娱乐、消遣、艺术，乃至心性，在认同基础上的揄扬。但包先生颇为看重的是他在戏研所编《中国戏曲志》的那段经历，拿他的话说是“终于活了一回自己”。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那段时间虽然并不长，且阴差阳错。他本来要去曲艺所的，但“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这情怀恰如李白这首《乐府·独漉篇》所述。对包先生，我理解，这是一个曾在时代的裹挟下飘零无依的知识分子，历尽劫波，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做了自认为有价值且得到社会认同的工作。最终，书名在共同的商议中确定了下来。
也是在探讨书名时，包先生对我说：“这部书稿，也有人劝我在国内更有名的出版社出。”自顾自地，他接着说：“但我首先想到的是你。你给我出了《清代曲艺史》，最早看出了那本书的价值。我们‘想的’是在一起的。”
对我而言，这是一段动情的话。
书稿编完后的2019年3月28日，我开车“艰难”地穿过东四某条狭窄的胡同去见包先生，请他最后再看一下。病中的他身体很是虚弱，但状态很好。那天我们谈了许久，多是书稿之外的事情。临别时在包先生夫人蔡源莉老师帮忙下，我们合影留念。
包先生特意嘱托过“写点东西”的，而今书成终将付梓，絮叨如上，以念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