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地位提升，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农村题材创作越来越受到关注。

认知新时代，首先要弄懂新时代的特征，新时代、新起色、新作为。新与旧是比较而言的，新时代遇到的事物是新的，但新事物不能代表文学优劣高低，认知新事物的时候，还要细致考量心灵、道德和文化层面的东西。这些潜在问题不在作家内心解开，就很难走进农民的内心，很难投入到抒写时代史诗的创作中。作家的认知能力非常重要，要看到问题的真相，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通过形象塑造，只有塑造真实典型的艺术形象，才能反映新时代的真实面貌，深层思考社会变革人性和社会根源，刻画农村形形色色人物。面对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演变，生活中张扬生命理想的时代英雄，人性的丰富与光辉需要挖掘，人性的缺陷与丑陋也同样需要挖掘。

当年柳青创作《创业史》，当了农民，对那时代的农民有了独特的个性化感悟，对农民的生活体验，将生活上升为成熟的艺术想象，才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等典型形象。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深切地认知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的生存与生活，成功塑造了孙少安、孙少平等艺术形象，整体反映了社会发展与变迁，相当规模地展现了变革时代的时代情绪以及农民的精神心理动向。他的准确、清醒和独立来自对时代的把握和开阔，源于对农民和土地的热爱。

我在“农民命运三部曲”第一部小说《天高地厚》后记里说：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但是，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就我自身创作来讲，多年一直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尤其关注当下变革的乡村现实，创作中塑造了农民形象，特别是有新农民潜质的艺术形象，比如《天高地厚》里的鲍真、《麦河》里的曹双羊、《日头》里的金沐灶、《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等。

我们强调小说塑造立体农民形象，离不开人物广阔的生活空间，铺开生活的容量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思想容量、艺术创新、情感深度和精神力量。我们读鲁迅小说，看到了农民的灵魂，看到人生真相。我们目睹了沧桑时代远去的农民，同时也应该看到奋斗在小康社会里农民的众生相。

思想和精神能够帮作家穿越生活表象追问生活本质。不能绕开问题，不能把问题简单化。在脱贫攻坚中，有两个主体，一个是扶贫干部，一个是贫困群众，这两部分人在遭遇贫困的乡村相遇，联合打一场脱贫攻坚的战役。新时代乡村人与人的关系，没有固定的模式，被时代洪流淘洗得变化多样，五彩缤纷。比如说，我发现，过去离开农村的农民再也不愿意回故乡，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经过脱贫攻坚之后，农民有了“两不愁三保障”，青年农民不仅愿意回乡了，还在乡村当了老板，当了新农民。他们不仅身体融入家乡，精神也回归了原乡。

要想成功塑造新农民形象，作家不能回避农民形象真实性问题，在塑造新时代农民形象时，既不失审美理想，又具备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即便对丑恶的批判，也要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精神性，恰恰是民族精神能力的支撑点，也是史诗性创造的精神之源。我刚刚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太行沃土》的创作，感觉到太行山阜平县脱贫攻坚生活的激越与丰富。英雄们激情洋溢，无数驻村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组，以及那些阜平当地的脱贫干部，脚踏实地，不离不弃，鞠躬尽瘁，至死不渝。还有那些为创造新生活而奋斗的阜平人民变得更加勤劳、奋勇拼搏的故事，都应该载入史册。这里不仅仅有起承转合的故事，还有扶贫干部与人民群众建立的血浓于水的真挚感情。

我们给历史命名，给阜平脱贫攻坚命名，给乡村振兴命名，像点燃心中的一盏明灯，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这样的记忆，让我们的生命有了归属，有了顾盼，有了呼应，给我们身边普通的英雄命名，因为他们的痴心，也因为共产党人的初心。党员干部的扶贫情怀，情到深处，志比钢坚。在百姓的冷暖间，彰显了道义和担当，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抒写情怀与热望。同时，党和政府在探索中，不断完善扶贫攻坚的体制机制，完成了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这是脱贫攻坚制胜的法宝。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罢，为什么由穷变富？我们相信，每一位亲临脱贫攻坚战场的人，都能找到答案并作出深入的思考。

农民脱贫之后，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了，必然在未来农村实现生态小循环，智慧互联、立体多维、高质高效、文旅度假的全产业链的全景化现代农业，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推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时代变迁的镜子怎样映照，文学的品格怎样保存？接下来的乡村振兴，还会为新农民的诞生提供适宜土壤。可能我们笔下的人物是小人物，他们身上体现的是生活的小细节，但是小人物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融汇，就可能奔腾出惊涛骇浪。作家塑造新时代农民的时候，真正与人物原型走近了，走进他们的内心，观照其灵魂，人物才能立体丰满，迎风而立。作家应该以自己沉甸甸的思考记录乡村振兴和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的中国故事，为实现世界公平正义发言，为重建人类美好精神家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