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引发的不再是由神力推动造成的世界——内在于现实的世界——而是通过内在于精神的理性推动造成的世界。

——巴什拉

从《这大地熄灭了》到《万重山》，一个在四时变幻中讲述着“风光不与四时同”的独特风景，一个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世事无常中似有若无地触碰着虚无人生的最后依凭，仿佛经过多年的岁月洗礼，我们终于明白：自我的选择并非取决于自己而是他者，于是乎存在之外，人生苦痛油然而生。

时间的囚徒与空间的幽灵

“历史的气运，山川草木的节气，皆见于其始动之机。”有人如是说。可曾几何时，大地熄灭了，生机不复，时间显现出经纬，一切活物成为时间的囚徒，被缚于死去的大地之上，而这“死去”的大地，仍作为承载生命的空间，仅仅是空间、场域而已，已不再是人与人可以相濡以沫、可以相互忘却的江湖。人浮于世，成了无根的幽灵。

无论是“现实一种”还是“现实种种”，现实依旧是那个现实，甚至依附于这个现实的梦想也不曾改变半分，依然向不同的可能性敞开，改变的只是论述现实的基础与方式，以及评判现实的标准发生了迁移——李生的不切实际的爱欲本就缺乏现实基础，只能被孙少文扼杀在臆想的阶段；郁从昭的可悲更在于他妄图“借尸还魂”的小芸真的变成了眼前的一具尸体。当虚无具有了实体横陈于眼前时，认清这一现实的灵魂顷刻崩塌。反讽的是，杀人者孙少文是在所谓“现实”中惟一一个忠于自我、知行合一的存在，他拒绝与虚无媾和，他不屑于区分存在与虚无，他用自己的“杀戮”揭开虚无优美的面纱，向世人宣告本无所谓有无的希望，另辟蹊径地告诉所有人，今天种下的因已结不出明天的果——世界没变，你我亦没变，是看世界的方式改变了——上一次是从上帝视角向凡人视角的转变，而这一次是世界观的整体变迁,我们回不去了，但我们可以回到过去某个标志性的起点，通过对起点的重塑，通过因起点重塑而更新的看法与方式重构当下的现实。

相较之，“虚妄种种”对于现实的解构力量远不如孙少文的“奸杀”来得有力，尽管非正义且稍纵即逝，但后者至少隐约闪过灵知与拯救的影子。

可见与不可见的

“现实”的英文语词“Reality”本就有“可见”“看见”的内涵，现实是在人可见范围中的显现，以这样方式显现的现实是令人感到温暖和踏实的。

小说中最为温暖的部分都附着于“可见”之上——父辈因在孩子身上见到自己的儿时而把握住了原不能把握住的事体；父辈则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孩子望着父辈的背影成长。当然，这里的父辈们不仅仅是父母，同时也可以指代那些与个体生命发生过深刻联系的前辈、父辈的一截断指抑或是他们尸骨依稀尚存的温度，都足以支撑后来者的生命在艰难中前行，因为这些都是我眼瞅着从尚未熄灭的大地上长出来的东西。

而盘桓在成人面前的城市则如同巨兽一般，始终戴着一副谜样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它从我出生前就在那里，和我想象中的样子也相差无几，可它就是深渊本身。

昆德拉曾说：“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于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景，一个语句，一个隐喻，隐喻中包含了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的人生基本可能性……”小说家可以从隐喻中倾听某个人物的心声,从而将其记录下来。同样，他们也能从隐喻可见与不可见的两面发现能够称之为结构的东西,来完成他们的叙事。

在这里，乡土与城市变成了隐喻“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两面，前者是亲切且可以理解的，后者虽并非不可理解，却也是疏离而遥远的。两者互为“他者”的命运也注定了叙事中人物身上的“悖论”：

“你总做些白日梦，别人都梦自己升官发财了，你怎么还把自己梦死了？”（《荷叶斩》）

女友眼中的他是“怪异”的，但在他最正常不过：现实中的自己与梦中的自己有着不同的存在基础；女友眼中的现实基于唯物史的线性演进，而他的现实却是基于存在与虚无间的相互映射，可我们都不过是大地熄灭后的幽灵罢了。

我的世界是一个他者所使用的工具，是被引入到我的生活中的一般生活的一个维度。（梅洛-庞蒂）

这些漂浮着的幽灵——个体的生存境遇或不尽相同，累积的现实却是基于相同的土壤，要么从可见出发，要么从未见出发。那么假设叙事一开始就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反观现实，我们所竭力区分的可见与未见真的有所不同吗？

陷入困局的写作

与不会陷入困局的写作

多年以前，小说评论课的授课老师针对一篇台湾女作家所作的边骑行边看风景的小说，抛出一个问题：这样的小说边际在哪里？如果是写骑行的风景，那不应该是可以一直写下去，直至时间的永恒吗？

似有所悟还是在与种种未能凝练出一个隐喻就枯萎的现实不期而遇之后：并非所有的现实都能在时间的绵延中进入历史，因为个人记忆的历史化取决于他者的选择，如同走上哪一条生活道路并非因为你自己的选择，反而更多成就于其他人、外部世界对你的挑选。女作家用这样的文体反讽着无所畏惧的自我与生之痛苦的根源。

有的写作会在时间流逝与多重空间中如鱼得水、辗转腾挪，有的写作则注定要么在时间要么于空间中陷入困局，但我相信，这是为了迁移到另一重高地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