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的教育，我始终赞同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的一句箴言：“教育不是为生活做准备，而是生活的本身”。同理可证，美育也是如此——美育不是生活的准备，美育就是生活本身。这就是我为何将所倡导的“生活美学”向“生活美育”加以推展的理由之一，因为“生活美育”乃是世上最大的美育。

在蔡元培初倡“美育”的时代，就开始区分出“美育之设备，可分为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由此划分促“学校美育”“家庭美育”和“社会美育”。但是我们想过没有，无论是学校的“专业美育”、家庭的“私域美育”，还是社会的“公域美育”，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我始终认为，所谓“美育”，就是“育美”，就是“育人之美”。那么，美育的根本目的，不还是为了民众更美好的生活吗？所以，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是在说两种生活：一个是“好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生活”。在好生活之上的，其实就是“美”的生活。美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在“好”以上的更高追求，这种追求就以美作为基本标准。

好生活，就是有“质量”的生活；美生活，就是有“品位”的生活。那么，两种生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好生活一定要构成美生活的现实基础，而美生活则是好生活的理想升华。没有生活的理想，那就没有理想的生活，“生活美学”恰恰是美好生活的理想所在，“生活美育”恰恰要为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供动力源与根基。

我们所说的“生活美育”，不是画地为牢的封闭教育，而是走向开放与对话的“平等式教育”，这需要进行积极的双向对话。这种“对话意识”，乃是“生活美育”的核心价值规定。因为审美本身强调人与人平等，在审美过程当中，每个人所获得的取决于每个人自身的审美素养，没有任何等级与阶层的差异。与此同时，审美作品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它不能为某个个体独自占有，对所有人开放，关键在于我们能在其中获得什么。

“生活美育”的反面，就是传统的园丁式教育。过去在学校、家庭与社会里面的美育，似乎是为了培养学生而特设的，美育的执行者总是占据了教育者的地位，而生活中的学生则始终处于被教育者的位置上。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从“生活美育”的角度看已经过时，我们理应倡导一种更生活化的“对话教育模式”。

在“生活美育”的崭新视野里面，人人都是美育的教师，人人也都是美育的学生。更准确地说，人人都是“生活美育”的教师，所教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同理可证，人人也都是“生活美育”的学生，不是别人的学生，而是自己的学生。这就是“自我教育”的真谛，也是“生活美育”作为“自我教育”的实质。

开放式的美育，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首先要求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然后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平等交流；从课与课的关系而论，要让以知识教育为主的主课与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副课平衡起来，同时使得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得以打通；从人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不仅要让学者参与到社区当中，也要经常去体验大自然的魅力；从东西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看，西学与国学的教育还要并重，从而使得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如果“对话教育模式”得以实现，不仅学校美育可以直接向生活世界开放，每个受到这种教育的人也会直接面对生活进行自我教育了。在进入社会、成立家庭后，每个学生乃至公民也能身兼美育的教师与学生的“双职”。“生活美育”强调的并不是从教育者或者教育结构里学得什么，而是倾向于肯定每个个体都能从当今的“艺术文化”与“审美文化”中获得审美的提升。“生活美育”就是这样一种自我的培育，它就是在实现在我们身边的切身教育。

“生活美育”也不是短期教育，而是要经历终生学习的漫长过程的“大美育”。蔡元培早已看到“学校美育”的缺陷：“学生不是常在学校的，又有许多已离学校的人，不能不给他们一种美育的机会”。生活当中的每个人，究竟如何才能使“生活美育”贯彻终生呢？的确，每个学生都要离开学校，有的人还可能失去家庭，但是，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与“文化的人”。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文化也几乎是相伴于人的一生而存在的。所以说，“生活美育”之所以强调它是“终生教育”，就是因为生活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由始至终的，审美作为生活的构成要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生活美育”由此必定是一种毕生的教育。归结为一句话，以“生活美育”来引领美好生活，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