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在汪曾祺的经典之作《大淖记事》中写到的大淖，占地约12亩、建筑面积约9400平方米的“汪曾祺纪念馆”建成，此举表达了家乡人民对汪曾祺的深情怀念。
一
在高邮城，汪家虽不是望族，也还算颇有名气。汪家原徽州人，从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勋往上数，迁居高邮才七代。因为前辈做“盐票”亏了本，甚至把家产都赔尽了，汪家近代的家业几乎都是汪嘉勋赤手空拳创造出来的。汪嘉勋本人也曾有过读书做官的梦，还曾中过“拔贡”，但已是前清末科。拔贡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断，他就只能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这两点对后来的汪曾祺成长影响很大，也十分重要。汪嘉勋因为深知创业的艰难不易，他自然坚持勤俭持家。汪曾祺在回忆祖父的散文中，写过一个生动的细节：祖父喜欢喝两杯酒，“就用咸鸭蛋下酒，一个咸鸭蛋吃两顿。上顿吃一半，把蛋壳上掏蛋黄蛋白的小口用一块小纸封起来，下顿再吃”。因为自己中过拔贡，汪嘉勋自然不会忘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艰辛创业的同时，他十分重视教育后代努力攻读诗文，练书法，学绘画，力求满腹经纶。他虽然省吃俭用，“一个咸鸭蛋吃两顿”，但却“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当地一个姓夏的大户人家，后来败落了，出卖藏书字画，汪嘉勋把几箱字帖都买了。汪曾祺曾经这样回忆当年在祖父指导下的习字经历：“我小时候写的《圭峰碑》《闲邪公家传》，以及后来奖励给我的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诸遂良的《圣教序》、小字《麻姑仙坛》，都是初拓本，原是夏家的东西。”
汪曾祺的老家与大淖仅一箭之遥，这是汪曾祺最爱去玩的地方。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这样深情地写道：“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汪曾祺多次在谈创作体会的文章中强调，“我从小就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也许是这种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他说，“小时候记得的事是不容易忘记的”，“我经常去看的地方是大淖”。难得的是，他常去大淖，不是为了好奇、猎奇，他从不居高临下地怜悯地看待大淖民众，却总是以真诚的爱和敬，深情地观察了解生活在大淖地区最基层的劳动者的饮食起居喜怒哀乐。小说中写的小锡匠与巧云生死恋情的故事，生活中是有的，当时才上小学的汪曾祺赶过去看了，还特地去看那个“巧云”：“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看到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汪曾祺动情地说：“我很向往。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正是这种强烈而真实的情感，汪曾祺在写到生活在大淖的劳动者时，他总是充满敬意地用诗样的文字去描绘、去赞颂。
二
在江苏高邮城镇的大大小小数百个地名中，大淖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什么知名度。1982年夏，新华社公布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名单，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榜上有名。小说的地名和故事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大淖，大淖因此引起人们注意，并从此逐渐名扬天下。有很多人不认识《大淖记事》中的“淖”字，这当中包括曹禺。他为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高兴，但他见到汪曾祺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的小说题目中的‘淖’字，我是查了字典才认识的呢。”
长期以来，高邮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把“大淖”写成“大脑”，连高邮的地方志上也是这样记载。少年时代，汪曾祺写作文、记日记，常常要写到这个地方，最初他也随众把“大淖”写成“大脑”，但每次都感到别扭，产生疑问：“这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问亲友，问老师，都得不到回答。走上创作道路后，汪曾祺时常想写大淖这地方的人和事，竟总是因为觉得“大脑”这两个字在感情上不舒服而搁笔。1958年，汪曾祺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塞外张家口坝上劳动，没想到这改造生活使他因祸得福，既得以接近底层劳动人民，从生活中汲取到大量弥足珍贵的创作素材，还让他意外地从坝上随处可见的地名中获得启示，一下子解开了郁结在心中多年的疑团。在张家口坝上，人们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儿”，坝上蒙古族人多，这是蒙古话。勤于思考的汪曾祺豁然开朗，原来“大脑”的正确写法应是“大淖”。由此，汪曾祺不但在《大淖记事》的开头特意写下关于地名的一段话，还在获奖后写的创作谈中再次作了说明：“我们家乡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之为‘淖’。至于‘大’是状语。‘大淖’一半是汉语，一半蒙语。两结合。”
乍看之下，新时期的汪曾祺终于写出他酝酿已久的《大淖记事》，确实是在为大淖正名之后，但深层次的原因，是他终于赶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的世界观起了质的变化。汪曾祺说：“今天来写旧生活，和我当时的感情不一样……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
如现在人们都已耳熟能详的那样，《受戒》是汪曾祺重写《异秉》两个多月后，即1980年8月12日写下的经典之作。文末作者除写下完稿日期，还特别加写一行字：“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就这10个字，后来引起许多人美丽的联想和推论，说得最多的是认定作者夫子自道“初恋梦”，其实不然！汪曾祺说的是“文学梦”！大量事实证明，汪曾祺在文学创作道路上闯荡40多年后，蓦然回首，终于看清自己的创作“位置”原来在这里！一个作家，单凭个人的艰苦跋涉与不懈追求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选好自己的“位置”。汪曾祺说：“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了”。（《〈晚翠文谈〉自序》）新时期文坛复出，重写同题旧作《异秉》，没有谁向汪曾祺建议，是他自己“心血来潮”；紧接着写《受戒》，正赶上举世关注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虽然作品问世后文坛震动，洛阳纸贵，但却榜上无名。但，比较起终于找准自己的创作“位置”，其他个人名誉荣辱真的算不了什么。公布1980年度全国短篇小说评奖结果是1981年4月的事，算得上是《受戒》落榜之日；但人们注意到，已然“事理通达”的汪曾祺，继续“心平气和”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写下他熟悉的、深爱的故乡高邮的旧生活的作品《岁寒三友》《大淖记事》。一年后，到了公布1982年度的获奖篇目时，汪曾祺的多年文学追求终于开花结果，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他的堪称是《受戒》的姊妹篇的《大淖记事》赫然榜上有名！
汪曾祺是1982年3月初，从有关权威人士那里提前一个多月知道《大淖记事》获奖消息的。3月4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很短，通篇不足200字，信的最后有两行字：
“《大淖记事》今年可能会得奖，顺告。
我大概四月间将到四川玩玩去。顺安！”（见2019年1月人民文学版《汪曾祺全集》第12卷“书信”92页）
他知道我理解他、也一定懂得他获得全国奖项的事件本身意味着什么。如果说，重写《异秉》，汪曾祺是为自己文坛复出试笔，精心写下《受戒》，则是汪曾祺带有试探之意，他想看一看这个新时期能不能接受他？目睹《受戒》发表后反响那么强烈，他就完全觉得：“我们的文艺的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我为此，为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高兴”。（《关于〈受戒〉》）而《大淖记事》终于获得全国大奖，他就完完全全地认识到，新时代已明确肯定并接受他以独特手法写独特题材，汪曾祺从此信心十足地在自己选择的“位置”上迈开大步大胆往前走！
三
解放后曾搁笔多年的汪曾祺，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的文坛复出，发表《受戒》那年，他整整60岁。自《受戒》后，汪曾祺在“感到温暖”的心境下，越写越顺，后来竟一发不可收，他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天女散花般不断在国内众多名报名刊上发表，一时间，人们相逢说“汪味”，津津乐道报春花。作家汪曾祺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获得了新生，如果没有新时期，他就只能一直被岁月尘埃最终湮没于无为，中国当代文学很可能就没有留下那么多美文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故乡高邮的父老乡亲强烈地感受到了，也自然为家乡拥有优秀作家汪曾祺和他创作的那么多美文佳作感到自豪，“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的说法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令高邮人欢喜的是，汪曾祺继承了秦少游的文脉文韵，却又大大向前发展了秦少游的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汪曾祺用他的作品奏出了对家乡、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更宽广、更至诚、更深沉的赞美之歌。
为人民写下真正讴歌人民作品的作家是永生的，人民不会忘记他，并将永远记念他。汪曾祺于1997年5月16日因病辞世后，高邮的地方政府广泛征集广大民众意见后，先是在著名文化景区“文游台”建立“汪曾祺文学馆”。文游台是纪念北宋年间秦少游与苏轼、王定国、孙莘老聚会的地方；后来考虑到汪曾祺在文坛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地处高邮城西北角的文游台，限于地幅较小无法进一步发展，便下决心另外择地建立“汪曾祺纪念馆”。消息传出，高邮民众热情响应，在“汪曾祺纪念馆“选址问题上展开热烈的讨论。考虑过在汪曾祺童年时就读过的“县立第五小学”旧址，考虑过在《受戒》中写过的善因寺旧址，几经讨论，反复权衡，最后选定将“汪曾祺纪念馆”建立在大淖。
作家贾平凹曾赞美汪曾祺是“文章圣手”，他更独出心机地说：“汪曾祺是个应该建庙立碑的人物！”这话真是说到高邮人的心中了！
“汪曾祺纪念馆”就是家乡人民为汪曾祺建的“庙”！
这庙一定香火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