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导演古兹曼曾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如果说纪录片是国家相册，那么文学纪录片就是相册中记忆最久远的那张。
纪录片兼具审美和教化的双重功能，不同历史时期在功能上的偏重也有所不同。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经历了政治化、人文化、市场化几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纪录片的形式多为政论片、教育片、专题片，文学纪录片多属于科教片范畴。这一时期的文学纪录片以教育性为导向，向公众普及社科知识，承担公益职责。“文献”成为90年代文学纪录片的主要词根。文献式的文学纪录片离不开“证据考古”。对作家生平和作品的阐释，依赖各种资料文献，诸如作品、照片、书信、札记、故居、景标、实物、影像等。内容上，以文献为主的文学纪录片多以作家生平为主线，从繁冗的历史碎片中理出清晰脉络，钩沉历史。形式上，这种纪录片以解说旁白为主，辅以研究者、亲历者、见证人等口述片段，全方位多角度地透视作家生平，为纪录片的真实性提供更多佐证。
上海电影制片厂曾推出鲁迅题材纪录片，如唐弢编剧、黄佐临执导的《鲁迅生平》（1956）和石一歌编剧、傅敬恭导演的《鲁迅战斗的一生》（1976）。后者将鲁迅的形象战士化，开篇便以字幕的形式引入毛泽东的评价：“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纪录片也逐渐淡化政治性，开始以文学性为中心，回归文学本身。纪录片《鲁迅之路》（余纪导演，1999）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文学作品、实地故居、美术作品等来展示鲁迅的文学功绩。电影开篇出现了长城、黄河等风景镜头，将鲁迅推到象征性高度。
2000年之后，文学纪录片开始以人文性为导向，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样貌。第一类是文学家的历史人文纪录片，这类纪录片延续文献片的制作模式，制作宏大，影像语言考究，是传统文献纪录片的升级版。中央电视台推出的8集纪录片《先生鲁迅》（2011）中，采访了来自日本、美国和国内的近20位中外学者，生成了多元的鲁迅形象。鲁迅不再是横眉冷对的革命者形象，而变成一个文学的先锋者、生活的怀疑者、学术的勉励者，展现了一个更为多元立体的鲁迅形象。此类纪录片还有《老舍传》（2011）、《苏东坡》（2015）等。《苏东坡》不仅呈现了“文学家”苏东坡的形象，也讲述了仕途、书法、美食、情感维度下的苏东坡。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远赴黄州、罗田、麻城、眉山、杭州、武穴、雷州等地，串联出苏东坡的人生地理，成功地将文学形象转译成影像形象，塑造出一个正直、豁达、勤政、多才的苏东坡形象。还有20集文化专题片《徐志摩》（2013），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剪辑基础上，重新讲述了徐志摩的人生经历。
第二类是有特定主题的文化专题片，这类纪录片多由电视新闻栏目出品。如央视制作的《吴承恩与二郎神》（2011），考察了小说《西游记》里二郎神的人物原型，论证吴承恩与江苏灌南地区的文化渊源。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央视新闻栏目《面对面》做了一期专访《莫言：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该片也是文学人物纪录片的一种，通过采访回顾了莫言的文学创作之路，讲述了他获奖之后的幸福和压力。2012年，央视拍摄了人物纪录片《美丽乡愁》，该片以“乡愁”为主题，讲述了几位客居异乡的名人的故事，包括余光中、席慕蓉、沈君山、庄奴、林怀民。此类纪录片，还有《跟着唐诗去旅行》（2019）等。
第三类是“故事化”的文学纪录片。这类纪录片采用剧情片的创作模式，以作家为人物中心，用通俗易懂的形式给大众讲故事。这类纪录片讲究悬念设置，情节上一波三折。湖北卫视的《大揭秘》是一档历史人文记录类栏目，该栏目以“讲述式揭秘”为视角去看待文学人物、文学事件。自2012年开播以来，《大揭秘》讲述了茅盾、老舍、沈从文、钱锺书等文学家的故事。讲述老舍和沈从文时，该片沿用了同样的叙事路径——先描述作家青年时代如何困窘，尔后又如何自强励志，遇见文学伯乐，在文学之路上成功逆袭。《文学大师沈从文》这期栏目以悬念包装故事，将沈从文的一生情节化、疑窦化：“他只是小学毕业却登上大学的讲台”，“出身军人世家，却喜欢文学”，“学历尚浅，求学无门，是怎样的契机让他成为文坛巨匠？”这一系列栏目中，胡适是沈从文的伯乐，宗月大师是老舍的伯乐，罗家伦是钱锺书的伯乐……通过主持人的解密释疑，故事赋上了传奇色彩。
第四类是互动式文学纪录片。传统纪录片单向输出，观众处于被动观看地位。互动式纪录片是新媒介的产物，注重用户体验，强调文学本身的参与性。通过动态叙事，互动式纪录片实现了文本、作品、世界、读者四者的交互。2011年至2015年间，中国台湾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迅速走红，该片讲述六位台湾作家的写作历程，包括《化城再来人》（周梦蝶）、《逍遥游》（余光中）、《如雾起时》（郑愁予）、《朝向一首诗的完成》（杨牧）、《寻找背海的人》（王文兴）、《两地》（林海音）。随后，中国大陆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学纪录片，包括《文学的故乡》（张同道导演，2018）、《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贾樟柯导演，2020），《文学的日常》（王圣志导演，2020）。《文学的故乡》聚焦中国当代文学，讲述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的故事。《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通过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带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作家成为时代的见证者。《文学的日常》走访了五位作家马原（云南）、马家辉（香港）、小白（上海）、阿来（四川）、麦家（浙江）。该片在结构上采用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一位作家好友的固定模式，让作家与小说里的角色在纪录片里相遇。比如，史航走访麦家在浙江富阳的“理想谷”，见面时先让他从夏目漱石的两幅书法作品中选一幅。麦家选了“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东山玉一团”，放弃“木落又添山一峰”。麦家的精神世界包围着孤独，所以他选了意境丰满而显得“不孤独”的前者。片中，麦家朗读自己的作品《人生海海》里的句子：“敌人都死光了，一个都不剩，我感到既光荣又孤独。孤独是我的花园。”文学和日常就这样互相折射，这种互动能帮助观众更加深刻、直观地把握作家和作品。
前四类文学纪录片多为电视台制作的系列节目或在电视平台播出。新千年后，出现了文学纪录电影，部分电影走进了院线。这类纪录电影有《诗人出差了》（2015）、《摇摇晃晃的人间》（2016）、《我的诗篇》（2017）等，在视听语言和影像风格上也向传统电影靠拢。虽然陆续走进了电影院线，但因受限于题材内容，排片不足票房不高，成为“小众电影”。《诗人出差了》讲述上海诗人在新疆的风流旅行记，诗歌成为全片结构的形式要素，《3和7》《戈壁》《坎坷》等诗作营造出一种荒谬、落寞的氛围。《摇摇晃晃的人间》片名取材于余秀华的同名诗集，该片透过余秀华的成名之路，展现她的婚姻与疾病。女性、农民、诗人、病人，这几种身份混杂在余秀华的日常生活中。《我的诗篇》是一部纪录诗人打工的电影，该片拍摄了6位打工诗人：乌鸟鸟（叉车工）、邬霞（缝纫工）、吉克阿优（充绒工）、陈年喜（爆破工）、老井（煤矿工）、许立志（富士康流水线工人），电影以诗作为分章形式，以诗的形式反思当代中国工人的命运。
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首先是个人与生存处境的‘想象关系’。”文学纪录片最好地见证了作者和时代的想象。新世纪以来，中国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纪录片，这些纪录片迥异于商业电影的叙事逻辑，为观众提供了“缓慢”美学。在加速前进的中国社会，“慢”的意义不止在于停下来，它提醒人们重新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场域中来思考生命与意义，提醒人们别走得太快，要等一等灵魂。2020年，BBC播出了纪录片《杜甫：最伟大的中国诗人》。英国演员伊恩·麦克莱恩用英文朗诵了《壮游》《江南逢李龟年》《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杜甫经典诗作。虽然远隔重洋，英文翻译也不尽如人意，但是依然能感受到杜诗焕发的魅力。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许多西方汉学家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研究中国文学，比如魏理、顾彬、柯雷、金介甫、宇文所安等，他们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窗。图像传播时代，文学纪录片是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阵地，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