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对21世纪20年的诗歌现象、生态结构及其对应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语境做出一番考察的话，其难度系数可以想见，从历史演化来看我们还要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的“盘峰诗会”所导致的中国诗歌格局的对立状态，而这种分化、延异也渗透到了21世纪。
媒介革命·跨界传播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诗歌总是处于“边缘化”的位置，然而随着电子媒介和强社交媒体的发展、介入和推动，近些年诗歌却异常地“热”起来，并呈现出“类诗歌”的泛化和跨界动向。在荷兰汉学家柯雷看来，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诗歌的边缘化是一种常态，但是中国的当下诗歌却具有不可思议的活力，“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随处可见。家庭生活、节日庆典、爱人相赠、舞台表演，或为祈愿，或为抗诉，上至庙堂，下至工厂，人们处处会写诗、诵诗、读诗、听诗”（《铁做的月亮——〈我的诗篇〉英文版和同名纪录片的书评兼影评》）。
从机械复制时代到电子资本主义，再到数字化拟像社会，这都印证了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20年来，从最初的BBS论坛、电子诗刊、诗歌网站以及后来的博客、微博、微信、手机APP以及各种短视频直播，我们已进入发达的强社交媒体时代的电子化诗歌阶段。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平台、移动自媒体的沉浸式传播使得诗人的创作心态、诗歌样态、生产方式、传播机制以及诗歌秩序、文体边界都发生变化。传播介质的改变和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使诗歌的传播形式相应发生了变革，形成了“刊+网+微信公号+诗人自媒体”的立体生态链。尤其是“两微一端”的传播速度、广度、深度增强了诗歌的大众化，但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和负面影响，比如快餐式的浅阅读。如此庞大的甚至不可思议的写作人口以及电子化的诗歌产量往往给人以泥沙俱下、难以置喙之感。传播形态的变化对诗歌的生产、传播、评价以及诗歌观念、功能也提出了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和开放的以个体为主导的自媒体传播很容易导致大量的垃圾诗、伪诗和平庸诗歌的泛滥，以及整体诗歌生态的失衡。在“无限制性阅读”中，每一个写作者都可以成为信息终端，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充当写作者、编发生产者、评论者、传播者的角色。
诗歌的传播途径以及传播的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也使得媒介化和电子化的诗歌传播带有了大众文化的特征，诗歌也具有了“泛化”“庸俗化”“快感消费”的趋向。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介化和电子化的传播环境中，诗歌的写作主体已经由以往的“精英”“知识分子”转换和扩散为“大众”“微民”。诗歌的大众亲和力与它在一定范围内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并不矛盾，“诗人的诗”“精英的诗”“专业的诗”可以和“大众的诗”“泛化的诗”相互补充、平行发展。尤其是“诗”与“歌”的对话（“歌诗”）成为重要现象，一些唱作人、民谣歌手、民谣诗人以及相关媒介，一直在做“歌诗”的探索性尝试。与此同时，诗歌与音乐、影视、戏剧、现代舞、绘画、书法以及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诸多领域发生了频频交互，诗歌的剧场化、影视化、广场化、公共化的跨界传播现象非常普遍。2011年，由陈传兴、陈怀恩、杨力州、林靖杰、温知仪等5位中国台湾导演执导的纪录片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就以影像视觉化的方式聚焦于诗人余光中、杨牧、周梦蝶和郑愁予。这一特殊的诗歌视觉化的艺术形式探索被誉为台湾21世纪最重要的文学记录，诗歌与电影的特殊结合形式使这部作品成了台湾影坛最深刻的文学电影之一。2017年1月，围绕着许立志、老井、乌鸟鸟、邬霞、陈年喜、吉克阿优等6位打工诗人的生活和写作摄制的纪录片《我的诗篇》，以及许知远、窦文涛、吴小莉等人的读诗视频和云端朗诵会，将“打工诗歌”真正推送到大众面前。
传统期刊·民间诗刊·译介文化·世界视野
在很长一个时期，数量可观的民刊直接参与了中国诗歌现场以及当代文化史建设。电子媒介和超链接语境并非意味着传统的期刊、民刊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和功能，反而纷纷通过刊物改版、整合、扩容进一步凸显出了活力。2000年基本可以视为“70后”诗歌的整体出场，而出场方式几乎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一样，最初都是从民刊开始的。它们一起以“选本文化”的形式凸显了一代人的文化背景、文本样貌以及精神肖像。此后，“70后”诗歌的概念及其影响更多是通过网络话语来完成的。
2018年和2019年，每年正式出版（包括译介）的纸质诗集在4500种左右，一些出版机构推出的长效诗歌出版机制对于推动国内外优秀诗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20年来，各种公开出版发行的诗歌报刊以及2000多种自印刊物、内部交流资料以及以书代刊的杂志书（mook）仍然对诗歌生态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诗歌的开放性、活动化、节庆化已经成为常态。一方面是中国诗歌“繁荣”而喧嚣的诗歌现场，另一方面却是大众对诗歌的“圈子化”“精英化”“小众化”“纯诗化”的诸多不满。而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的各种国际诗歌节、诗歌活动以及译介渠道的多样化，加之各种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国诗人较之以往已然获得了更多的“世界视野”和“发言机会”。
“译介的现代性”或“转译的现代性”一直是百年中国新诗的必备话题，而诗歌译介确实对新诗的历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最近20年，以西川、张枣、王家新、黄灿然、李笠等为代表的“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诗歌译介在近些年持续升温，这是以诗歌为基点而辐射到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的“走出去”和“走进来”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跨民族的多元对话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与中国诗歌译介及其影响和效果史有关，也与中国对所谓的世界文学体系的想象、参与、反映和评估有关。目前来看“从国外译入”和“向外语译出”在中国诗歌这里是不对等的，占明显优势的仍是前者。以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蓝色东欧、雅歌译丛、雅众文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磨铁诗歌译丛、俄尔甫斯诗译丛、小众书坊、“诗歌与人”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墨西哥、哥伦比亚、圣卢西亚、巴西、智利、日本、印度、韩国、葡萄牙、秘鲁、黑山共和国等更多的国家拓展。
中国诗人对“世界诗歌”的想象和实践也越来越明确。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诗歌辨识度正在空前降低，而“可译的诗歌”确实越来越普遍，诗歌中的人性、现实感、普适性经验、地方性知识以及民族语言的创造力确实有所弱化。与此同时，诗歌的国际化视野也助长了一些假想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写作幻觉。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交流实际上并不是对等和平衡的，而是“差异性对话”，往往会产生失重的状态，而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再加之区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而影响到不同国别诗人的判断力和自信程度。
阶层、身份、伦理写作与“诗歌现实”
如果从阶层、身份、底层经验以及题材伦理化的角度切入这20年来的诗歌，我们就会发现一直处于公众焦点的写作现象非“打工诗歌”莫属。
“打工诗歌”“农民工诗歌”“工人诗歌”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但是真正成为现象则是从2000年开始，互联网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2001年，卫校毕业后做过几个月护士甚至当过餐馆服务员的郑小琼，离开故乡南充而南下广东打工。随后，东莞五金厂这个工号“245”的“郑小琼”已然成为了中国“新流徙时代”以及“工业流水线”大军中的一员、样本和切片。2001年不只是郑小琼个人写作的开端，从“打工诗歌”的生产机制以及民刊曾在长时期发挥的特殊功能来看，2001年也是国内第一份打工诗歌报《打工诗人》创办的一年。
从“打工诗歌”的阅读效果史中我们目睹了 “现实”“道德”“正义”所携带的社会学眼光以及连带反应。在不断累积的社会化阅读中，郑小琼、谢湘南以及后来的许立志已不再是个体，而是转换为“样本”“案例”“文化符号”“时代寓言”“代言人”，因为在其身后站立着与他们有相似命运的众多“郑小琼们”。这也是一种集体想象机制和文学消费逻辑。在阅读效果史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诗学”和“社会学”的博弈。
文学场也是舆论场。近20年来各种体制的（包括期刊杂志）、民间的、知识分子的以及种种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批评立场和诗学观念都主动参与到“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草根诗人”“新移民诗歌”阅读史的场域“构造”中来。秦晓宇编选的打工诗歌选还出了英文版，由顾爱玲翻译。甚至在国外汉学家看来，这种写作现象还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寓言”的性质。在舆论化的阅读伦理和“批评的政治”视角下被“塑造”“想象”或“发明”出来的“打工诗歌”“底层写作”，是相互龃龉和充满歧义的，比如郑小琼就被指认已经从“代际”“在场”“民间”“底层”“打工阶级”“新左翼”转换为了“女性”“间离”“精英”“知识分子”“市民阶层”“体制化”。在社会化阅读中很多具体的词都容易被无限放大为道德优势的“大词”，比如“时代”“现实”“正义”“人性”“人民”等等。任何需要通过或借助“打工诗歌”来发表自己声音和话语权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或先入为主地对号入座，甚至运用这个时代流行的易于引发关注的种种“名义”。
20年来我们谈论得越来越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诗歌和现实生活的关系，然而我们的诗歌却并未发生明显的“升级换代”般的变化。无论是日常时刻还是非常时期，“诗与真”一直在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不容忽视的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介入能力已经整体提升，尤其是2008年的“抗震诗潮”以及2020年的“抗疫诗歌”，让我们看到了诗歌的“现实感”以及“诗传”传统。在特殊时期诗人从社会公民和良知道义的角度写诗是必须受到尊重的，这也是诗人不容推卸的责任，当然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评价诗歌自有其本体和内在标准，即谢默斯·希尼所说的“语言的民主”。当以终极意义和未来性上来衡量诗人品质的时候，我们必然如此发问：当代汉语诗人的“杜甫”在哪里？曾经一度“西游记”式取经于西方的中国诗人近年来越来越多转向了汉语传统本身，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杜甫”的当代回声。人们习惯性地把杜甫限定在社会学层面的“现实主义诗人”，但对“现实”“现实主义”的理解恰恰应该是历史化的。杜甫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杜甫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能够一次次重临每一个时代的诗学核心和现实场域。
杜甫式的“诗史”“诗传”传统正在当下发生着越来越深入的影响。而20年来，诗歌与现实、诗歌与大众的争论几乎从未停止，尤其是在新媒体、自媒体构成的强社交媒体参与到整个诗歌生态当中来的时候，这些老问题被不断推搡着予以扩大化的热议。从“主题学”或者“类型化”的视野来进入这20年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大量诗歌都与城市、乡村、城乡结合部、乡土、乡愁、还乡有着密切联系。21世纪以来的主题化、题材化、伦理化写作趋势非常明显，而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但却往往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和“现实主义”。当21世纪以来诗歌中不断出现黑色的离乡意识和尴尬的“异乡人”，我们不能不正视社会分层化的现实以及城市化时代对乡村和地方性知识所产生的影响。而城市和乡村无论是现实情形还是在诗歌中已然形成了直接对应甚至对峙化的空间，实际上不只是中国发生着二者对立的情形，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早已经发生，在“故乡”和“现代性乡愁”面前，诗人应该将外在现实内化为“现实感”和“精神现实”，而非惯性的社会学理论阅读和指认。即使是同一个空间，不同经历的人呈现出来的感受和面貌却具有差异。空间和地理都是实践化的结果，是人与环境、现实相互影响和彼此怀疑、辩驳、确认和修正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是感知、经验化、想象化和修辞化的，甚至在特殊的时代伦理的影响下写作和空间的关系同样规避不了伦理化的冲动。
一个诗人除了具备“现实感”和“时代性”之外，还必须具备“创造力”和“超越性”，我们需要的是寓言之诗和精神事件式的诗，而这抵达的正是语言和情感甚至智性的深层真实。正是得力于这种“变形”能力和“寓言”效果，诗人才能够重新让那些不可见之物得以在词语中现身。
诗人既是“社会公民”“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自主性和社会性的异质混成结构，也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我们期待着中国诗歌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能够继续创造出属于“当代诗歌”自身的传统，期待着中国诗歌在读者、媒介、现实、地方空间以及世界视野中能够进一步获得共识度和公信力。
（“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由中国作家网策划，本文发表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