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兴趣，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娱乐。世间有多少人能当工作就是享受，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想来，我真幸福，从八岁开始发表第一首诗起，五十年来如是，其他的事，都是余绪。

可是，撰写武侠小说却增添了一种意义，那就是“信念”。我相信“侠义”。人间也有侠。我无意要考据、引述什么经典、古籍中对“侠”或“侠士”的阐释， 因为严酷的法制约束和迂腐的儒家文化压抑曲解下，“侠”的真正意义已完全变质。侠变得一点也不变貌、变形、可爱了，侠变成了暴力与血腥、庸俗与浮夸、流氓与性的结合。

这是可悲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了侠情，就失去了虎虎生风、霍霍有力、充满原创性的生命力，而任何一个社会没有了侠行，就为腐败、卑鄙、虚伪与机诈所盘踞。侠的存在本来是为了要激浊扬清，侠的活力是要化腐朽为神奇，侠是大时代里的志士、小社会中的仁人。对侠或扬或抑， 那是古代之儒者的说法，也是今之学者的解读。我心目中的侠只是“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间作明辨大是大非的抉择”“侠是伟大与同情的结合”“侠是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诸般意义，如此而已，如是奉行。

是以，侠不是好勇斗狠，不是不择手段，不是比武决斗，不是罔顾法纪，更不是个人英雄。侠是优雅美学，是打抱不平，是伸张正义，是悠然出世，也可以浩然入世。“侠”不仅见存于古代，而且也一样急需于现今，“他”可以是本着良知的记者、医生、律师、店员、教师、工友、商人、路人、艺人、编辑甚至性工作者和微博控，乃至屠夫、相师。侠，根本就是民间。侠，一直都活在人民心里。

是以我写“布衣神相”故事。开始写这个系列的时候，大约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间，恰好是我在台“蒙冤”，“流落”香港，往来新、马、日、韩，居无定所，天下虽大，无地可容之际，难免有些失意，但在写作“布衣神相”的题旨上，依然没有改变我的信念。知命而不认命，相由心生，心随相转，祸福相依，吉咎一体，出世精神，入世事业，梦幻空花，此身不妄。到头来，凡我过处、去处，都成了我他日所居、遨遊、发展之地，都与我别有一番因缘际会，真是自寻快活，不怕烦恼，梦里真真，开花成果。如果有命运，那么，面对和创造命运吧!

尽管我一向都认为武侠可以与文学结合，正如诗与剑交融时能自放光华，也认为通俗绝非庸俗，是一种不俗、一种美德，虽然伟大的不一定能流行（通俗），但极伟大的必然流行（通俗）——姑勿论是谁的大作，只怕都流行不过唐诗、宋词、水浒、三国、红楼、西游吧？它们都“流行”了千百年了，而且都能极通俗，不是能朗朗上口发人深省，就是文笔流丽曲折离奇。我的小说从来不企求有学问的“大人先生”们谬夸高誉，只求写给跟我一般的“平民百姓”看的。有时候，我在香港地铁车内，大马巴士站上，大陆穷乡僻壤一灯如豆的土墙窗边看见有人聚精会神在读我的小说，我一面感到汗颜惶悚，一面又无比兴悦自豪——这感觉要远比任何有识之士予以片言高论，肯定来得更振奋吾心。

得要谢谢今日的作家出版社，以大魄力和大手笔，让我的作品得以“重现江湖”，把我的小说以“新姿”重现人间，使到如今还是一个“伤心快活人”的我，得以“花甲少年”的心态桃李天下。

或许，这也合当我的命书在“皇极经世铁板神数”演算到这时际的一句谶言吧：

环宇频生新事物，当思鼎故促进行 。

（摘自《布衣神相》，温瑞安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