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文学”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概念。言其简单，是因为“大屠杀”概念是单向度的，只要与“大屠杀”相关的文学都可以被纳入其中；言其复杂，是因为概念背后潜藏的作者身份、文学体裁、文本结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都相当丰富，并非三言两语所及。按照作者类型划分，“大屠杀文学”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些作者没有大屠杀经历，却创作出了非常精湛的文学作品，比如托马斯·肯尼利和《辛德勒的名单》、本哈德·施林克和《朗读者》。还有一些作者曾被送往集中营，战时或战后侥幸得以逃脱，成为“大屠杀幸存者”，也成为“大屠杀文学”的创作主体。他们大多是犹太人，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比其他人面对更艰难的抉择，很多人回到故乡，还有很多人漂泊在异国他乡。这使得地缘身份成为进入大屠杀幸存者创作的切口之一，按照文学地理学的逻辑，以国家为中心梳理他们的文学创作，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东欧地区在大屠杀中可以说首当其冲，集中营就在波兰。所以东欧国家的大屠杀幸存者对集中营有着更深重的回忆，这些回忆反映在匈牙利、波兰和奥地利等国的大屠杀幸存者创作中。言及匈牙利大屠杀幸存者的创作，不得不首先提及凯尔泰斯·伊姆雷，他不断地辗转于虚构与非虚构文学作品之间，既以虚构作品完成对奥斯维辛大屠杀的见证，又以非虚构作品对自己的经历和回忆反复沉思。被称为“命运三部曲”的《无命运的人生》《惨败》《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分别从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方面还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和经历这段历史的人的生活现状，其他如《寻踪者》《清算》等作为“三部曲”的有效补充，也或多或少都涉及大屠杀。此外，《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变形者札记》集合了伊姆雷自1961年到1995年的日记，内中没有日常生活琐事，而是伊姆雷对社会、历史、现实、人性、自由和民族尼采或卡夫卡式的思考，凝结着他对几乎全人类的沉思。无论是虚构作品还是非虚构作品，伊姆雷通过文本呈现给读者的，都是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性和后极权时代里人们如何面对关于大屠杀的记忆、创伤和现实生活。米克罗斯·尼兹利是一位匈牙利犹太人，也是奥斯维辛幸存者。因为他的医生和医学博士身份，使他成为为数不多的亲历过大屠杀并活着走出集中营的先遣队员，撇去若干年间“先遣队员”“杀人帮凶”的身份争议，他所著的《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是一部难得的回忆录，作者从他被遣送进集中营写起，一点一滴还原“纳粹地狱”的真实生活。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米克罗斯几乎用一种“照相机现实主义”还原了犹太人的各种死亡方式及其细节，不免让人唏嘘战栗。除了伊姆雷和尼兹利，伊迪丝·埃娃·埃格也值得一提，这位匈牙利犹太人以其惊人的意志力离开集中营之后成为杰出的心理学家，她的自传《选择》讲述了她在集中营的生活和逃离集中营的经历，35年之后，当她重返集中营，终于原谅了当初并不能原谅的自己。而她的新作《礼物》则以作者的经历和思想为中心言说了包括恐惧、悲伤、愤怒、秘密、压力、内疚、羞耻和逃避在内的12种生命冲动，可以看作是对《选择》等的补充。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是二战后最重要的波兰作家之一。他先后被关押在奥斯维辛和达毫集中营，后来将其间的所见所闻结集成两部小说集《告别玛丽亚》和《石头世界》。博罗夫斯基用一种近乎虚无主义的逻辑还原了集中营的点滴生活，同时也浸润着强烈的道德伦理立场，在他的小说中，轻易就能看到善与恶的摇摆。米沃什也曾认为博罗夫斯基小说中的虚无主义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而这种情感来自于他对世界和人性的被辜负的爱。博罗夫斯基把这种虚无和爱也带到了他的“后”奥斯维辛时代，虽然很多人看好他的文学前途，但他还是选择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化身英年的不朽。相比之下，维托尔德·皮莱茨基则更为特殊。这位波兰军官主动“被”德国党卫军逮捕并送进集中营，他在那里成立秘密军事小组，而后多次将在集中营的遭遇形成报告传播出去。这份后来题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的“卧底”报告，集中呈现了皮莱茨基被关押在奥斯维辛的900多个日日夜夜以及与他相识的近20个人物。这份报告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提供了涉及苏联战俘被关押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犹太人大屠杀等事件的情报，为外界了解大屠杀提供了早期原始文献；这份报告的文学意义在于，它以细致的笔调全面描述了集中营罪恶恐怖的“日常”生活和作者被关押期间的生死抗争，用文字再现了奥斯维辛的压抑、冷酷、恐怖和皮莱茨基本人的意志、信仰。奇尔·拉什曼的《死亡特雷布林卡》是一部字数不多的回忆录，记录了作者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经历。拉什曼在那里成为犹太特遣队员，在1943年爆发的起义中侥幸逃脱，在逃亡的路上写下了这部回忆录，也因急就之故，削弱了这部回忆录的文学性。
奥地利哲学家让·埃默里战前一直生活在维也纳，因为散发反纳粹读物而先后被关押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等集中营，逃离之后一直在瑞士做德语记者。他所著的《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与其说是文学著作毋宁说是哲学著作，作者回忆了曾经的集中营经历，并以此为中心讨论对死亡、大屠杀和犹太人的沉思。埃默里之后的两部著作虽然不专门讨论集中营，但《变老的哲学》试图找寻与生命和解的办法，《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讨论自杀的可能性与自主性，事实上都与大屠杀和幸存者在“后”大屠杀时代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埃默里一辈子都没走出奥斯维辛带给他的阴影，1978年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除了东欧，西欧国家言说大屠杀的幸存者也不乏其人。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策兰可以说是战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在德语诗坛的位置仅次于里尔克。策兰出生在奥匈帝国的泽诺维茨，战争开始被劳动营征为苦力，其间父母双亡，从1944年他走出劳改营开始，先后辗转于布加勒斯特和维也纳，最后在巴黎度过余生。《死亡赋格》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被沃夫冈·埃梅里希称为“世纪之诗”。这首诗写尽了纳粹的邪恶和犹太人的深重苦难，连阿多诺读后也认为“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他之后的诗无论采用怎样的修辞表达他对生命、死亡、历史、浩劫的认识，都存在着《死亡赋格》的灵魂。策兰的诗充满深邃的象征，多有常人所不及的神来之笔，又富爆发力，从“现代”和“后现代”的多个层面构筑“时代的绞痛”，使他站在20世纪世界诗坛的中央。
在意大利，普里莫·莱维是绕不过去的作家之一。这位被称为意大利国宝级的作家可以驾驭每一种文学体裁，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斐然可观，被卡尔维诺认为是“我们时代最重要和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莱维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是包括《这是不是个人》《休战》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在内的“大屠杀回忆三部曲”。作者用超凡的叙事能力介绍了他在比尔克瑙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关押期间的人物和事件，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言说是乱序的，夹杂着集中营的饥饿、寒冷、困顿、恐怖和死亡，以及作者的笃定、希望和忧伤。莱维的两部战争小说《再度觉醒》和《若非此时，何时》也同样精彩，前者讲述了终战之后以作者本人为中心的一行人从集中营返回故乡的经历，其中的艰难与辛酸可想而知。后者讲述了一个犹太人武工队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克服各种困难从俄罗斯逃到意大利的故事，情节离奇曲折，很多桥段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莱维也写诗，他的诗集《不定的时刻》大都是回忆或反思大屠杀之作，隐忍、冷静、克制，并充满沉思。莱维具有典范意义的创作都是在证明奥斯维辛的真实性，他还和另一位幸存者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合撰了一部关于大屠杀的证词，后题为《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成为大屠杀的铁证。
英国人鲁道夫·弗尔巴出生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后来成为药理学家，因多次出庭作证而广为人知。作为大屠杀幸存者，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完成了一部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小说《逃离奥斯维辛》，记录了他在集中营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详细介绍了他如何逃离奥斯维辛的过程。比起与他擦身而过的170多万亡灵，他是个幸运者，但即便如此，从小说中仍然能见到集中营的恐怖和不堪，加之充满希望的“逃离”主体，使得这部小说真实、沉重而有力量。
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大屠杀幸存者流亡美国，美国也成为大屠杀幸存者文学的主要集散地。埃利·威塞尔本是匈牙利人，从集中营生还之后辗转来到法国，在索邦大学毕业后移居美国，曾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他兼具小说性质的回忆录《黑夜》用一种相对客观的笔调呈现了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的冷酷与黑暗，在“黑夜”中，他先是与父亲“相依为命”，然后独自面对历史的未知或死亡，虽然“幸运”地离开了集中营，但是这段经历却成为他的羁绊，永远挥之不去。这部回忆录所选择的儿童视角既存在使读者“陌生化”的倾向又强化了他眼睁睁看着父亲屡遭不幸却无能为力的矛盾心境，“儿童”的决心、勇气和希望也使《黑夜》产生了很强的张力和力量，值得被一读再读。曼尼·斯坦伯格的《呐喊：大屠杀回忆录》更像是一部写给自己的书，这位出生在波兰拉多姆犹太贫民区的幸存者劫后来到美国，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大屠杀的阴影，只能选择用文字记录下这段悲惨的生活使自己“释然”，《呐喊》几乎回忆了传者的一生，尤其是“长夜漫漫”的大屠杀时光。这虽然不能说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回忆录小说，但确实真实呈现了集中营的非人生活，同时也弥散着作者的叩问：为什么是犹太人被屠杀？世界怎么会放任纳粹到如此程度？实际上这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西蒙·威森塔尔出生在乌克兰，1941-1945年间曾先后被关押在13所集中营，战后着手成立了犹太历史档案中心，找到了包括艾希曼在内的1100多位纳粹战犯。这位“纳粹杀手”也是一位作家，他的代表作《宽恕》是一部非常特别的著作。集中营的一位纳粹士兵杀人如麻，弥留之际找到作为犹太人的西蒙·威森塔尔为自己赎罪，这引起了威森塔尔的沉思：这样的人值不值得原谅？我有没有资格代表犹太人原谅他？于是战争结束后他采访了包括马尔库塞、图图、托多罗夫在内的很多神学家、政治与道德领袖、知识分子和作家回答这个问题。与小说相比，这些时贤的回答更具思想性和哲学性，虽然答案形形色色，但是无不站在伦理和道德的立场思考着灾难带给全人类的恶果，可以说是对纳粹审判的延伸。维克多·弗兰克是奥地利犹太人精神病学家，后来入美国籍。他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门徒，“意义疗法”的创始人。他1944年被关进奥斯维辛，所有家人全部遇难，他自己因为医生身份得以幸存，战后一直从医。他的代表作《活出意义来：从集中营说到存在主义》虽然看上去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它的上半部分完全就是一部关于集中营的小说或回忆录，记述了作者在奥斯维辛的生活。除了描述真相，弗兰克还介入了某种哲学和医学思想，深入思考同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为什么有些人成为“纳粹”，有些人则被送进了集中营，他所谓的“意义疗法”就是建基于对集中营经历的思考的。托马斯·伯根索尔出生在捷克，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他的自传《幸运男孩：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回忆》几乎是以他在集中营的经历为中心的，将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置于宏大的历史画卷中，叙事平缓，情感朴实。其特点在于，这部自传并不凸显集中营当时的恐怖与苦难，而更强调作为“受屠者”应该永远充满希望。也正是这种童年形成的希望“无意识”，使作者后来一直致力于维护人权等问题。
以色列与犹太人和大屠杀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犹太人在建国前后“涌”进以色列，其中也存在大屠杀幸存者作家。卡-蔡特尼克135633本名是叶海厄勒·迪努，生于波兰，战前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逃离集中营之后，用德文的“集中营”和自己在集中营的编号为笔名发表了《萨拉芒德拉》，这部小说还原了作者的集中营生活，之后的《玩偶屋》和《暴行》延续了这个题材，但内容侧重于集中营中的性虐待，以及背后的双重痛苦，从中可见题材的独特性，也使读者看到更加深重的大屠杀苦难。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出生在罗马尼亚某地（今属乌克兰）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家庭，战时辗转，最终来到以色列。阿佩尔菲尔德是以色列当代重要作家之一，菲利普·罗斯称他是“大屠杀小说最重要的编年史家”。一方面，尽管他长居以色列，但无论是内容题材还是表达方式却存在很强的“欧洲”性，这使他更像一位欧洲作家。另一方面，阿佩尔菲尔德对大屠杀的描述是模糊的、写意的，甚至在他的很多小说中看不到具体的时间、地点或事件。《奇迹时代》以一个犹太男孩的战时经历和重返故居为线索刻画了当时形形色色的人以及这背后作者的沉思；《黑暗之花》中，一个犹太孩子藏身妓院，一面眼看着纳粹士兵的恶，一边感受着妓女的善；《穿透烟雾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自二战开始后的生活变故和集中营遭遇以及战后的辗转生活。他的这些作品都和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既像是回忆又像是小说，用大量的情节和人物还原战时状况，常常将小人物尤其是小孩子置于一个无根的世界中，思考的是犹太人在一个即将被切断与世界联系的时代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与阿佩尔菲尔德相比，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可谓是藉藉无名，他的《地窖中的耳环》是一部以作者经历为蓝本的小说，母亲将自己的耳环埋起来，以便战争之后孩子们重返故乡时可以以此为经济基础开始新生活，耳环成为希望的象征。从艺术上说《地窖中的耳环》算不上是一部精湛的大屠杀小说，但内中呈现出来的集中营的苦难和人的挣扎也难免使人唏嘘。
可见，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大屠杀幸存者的文学创作都丰富而深刻。当然，上述只是大屠杀幸存者文学的一个侧影，并非全部。澳大利亚奥尔佳·霍拉克的自传《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斯托恩的自传《我的邮票生涯》，意大利女音乐家范尼·费尼洛的《奥斯维辛的音乐家》都集中讲述了他们的集中营经历，这些作家和作品同上述很多文学创作一样，为研究大屠杀幸存者文学和大屠杀文学提供了宽广的阐释学空间。纵观上述大屠杀幸存者文学，在整体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一是无论是虚构作品还是非虚构作品，大屠杀幸存者文学创作的共同指向是见证奥斯维辛。乍看上去，作者的犹太人幸存者身份没有什么，但是在战后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大屠杀历史都存在争议，这些真真切切的集中营描述成为历史的见证，不断地让全世界相信，大屠杀是真实的。二是无论大屠杀幸存者的文学创作选择了怎样的表达方式，言说了怎样的历史内容，在文本深处，潜藏的都是作者的创伤记忆和作为幸存者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恰恰符合格兰诺夫斯基所谓“创伤小说”的概念内涵，所以可以说，伊姆雷式的和莱维式的大屠杀创作本质上都是一种“创伤文学”。三是由于大屠杀幸存者身份的结构不尽相同，导致他们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也不相同，这是需要正视的事实。如后来颠沛美国的大屠杀幸存者，他们的创作目的很多是基于对创伤记忆的某种修复或补偿，毕竟他们并不具有作家身份，所以作品中苦难事件的真实性远大于内中的文学性，这也使“大屠杀文学”更具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