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当下，诸多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作家以笔为旗，投身文艺战疫的行列之中，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故滞留上海数月的何建明没有停止思考和行动，倾情写下再现上海战疫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上海表情》，从一个侧面生动印证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以及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的又一英勇壮举。

从上世纪90年代创作《共和国告急》开始，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就始终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跟进时代的“在场”、关切现实的“使命”、正向阐发的“情怀”、艺术精进的“创新”是其写作风格的鲜明表征。“国家叙述”最能显示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基本特质。在文本叙说的对象上，他精心选择那些具有全国性或全球性影响的事件与人物，以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典型；在叙述方式上，他采用全景式、多角度、多层次的高屋建瓴式描述，以此显示国家形象、文学气势与民族风格。可以说，“国家叙述”是“时代文体”报告文学在逼近现实、思考现实和书写现实时的必然选择。作为一位能够将各种题材把握自如的多面手，何建明在呈现其“国家叙述”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清晰的艺术营构策略，努力使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在艺术传达上各显千秋，《上海表情》亦是如此。

作为何建明新近创作的包括《浦东史诗》《革命者》和《第一时间》等在内的上海系列报告文学之一，《上海表情》是其“国家叙述”的另一种表达，即以小切口——非疫情中心的上海战疫为再现对象，以近乎“个人化”视角的亲眼所见和亲身体验、而不是采取全景式多维度观照为叙述方式，清晰而生动地再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上海经验”，以及由此而凸显的上海战疫的丰富“表情”。在纵横交错的时空当中，《上海表情》由描述上海发现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即“一号病人”开始，继而写到上海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以大决战姿势打出漂亮“组合拳”，最终铸就强力抗击疫情的“黄浦江防线”。以其别具一格的报告向受众展示上海战疫的深刻意义，即作者在作品中所言：“‘上海方案’，其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和现代城市史中的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诗篇”，“它是庚子年中国‘疫’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上海自己独立的和我个人的‘疫’战史”。尽管作品并非是对于武汉这一新冠疫情风暴中心的直接再现，但其所描述的上海战疫的“表情”，特别是其中成功的经验，给予中国战疫、乃至仍然还在持续的全球战疫以重要启示。这既是《上海表情》赋予描述对象本身的深广内涵，而其本身也构成了上海战疫的独特“表情”。具体而言，这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表情”再现。

首先是宏微相间的“表情”再现。在作品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表现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战疫级”果断决策、周密部署、迅速行动；上海人的全方位战疫——流调工作、一号病人的发现和治疗、张永振教授和张文宏医生的直言、机场救援、国际社区隔离、爱情街上淡定的“谈情说爱”；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屏牢”酒店、超市购物、观察商场医院、与医学专家电话交谈、喂逗野猫等。呈现出由领导高层、各界民众、作者个人所组构而成的参与战疫、感受战疫和体验战疫的宏微相间的三个层次。这无疑是一种有关上海战疫的纵向叙述，这种叙述还表现在作品对于上海战疫历史经验的描述，譬如“对‘疫’，上海早有招”一节对于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2003年抗击非典等，力图以此表明“有经验”的上海曾经以最小的牺牲“捍卫了大上海的尊严”，凸显上海在城市管理、疾病防治、重大灾难事件处置等方面所具有的“以人为本”和“人民至上”的科学机制和现代理念。因由上海民众、特别是作者本人两个月深陷“疫”中的“深入生活”与“体验生活”的再现，《上海表情》尽显充满非虚构元素的现场感和亲历性，作者在文本中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是城中人和疫中人，是上海的匆匆过客，也是与之前世有缘之人，是作家，也是思想者、体验者和行动者。作品没有避讳表现作者在疫情汹汹之际曾经存在过的惊恐与观望情绪，但更多的是表现作者在敏锐的现实精神、人性良知与责任担当意识的驱使下，心有所感、情有所依、身有所动，毅然成为上海战疫的见证人和再现者。

其次是对比鲜明的“表情”再现。《上海表情》的叙述视野是宽阔的，这不仅表现在对于上海战疫的纵向叙述，也表现在对上海战疫的横向对比等方面。作品重点再现了上海与武汉战疫情况的对比，譬如“比较后，才知谁的城是真正的城”一节将疫情中武汉医院患者因排长队、等床位的混乱局面所造成无辜病亡的悲剧，与“我”亲赴上海超市和医院体验防疫“一级响应”的周全措施相对比，凸显上海从“0”到“0”战疫的完美开局和结局。作品还将镜头推至17年前，将上海战疫与北京抗击非典进行对比，重点描述了北京非典时“一号病人”携带病毒传播所造成的后果，以及上海应对武汉来沪“一号病人”所采取的果断有效措施。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教训的对比，反衬出上海战疫的大气、精致、缜密、宽宏和无私。

第三是思辨与抒情融合的“表情”再现。与何建明的其他“国家叙述”作品相比，《上海表情》更具思辨性与随笔气质，且充满反思意味，凸显报告文学作为思想者文体的基本规制。譬如，在“武汉彻底悬了”一节，作者对武汉初期战疫的失误予以严肃的反思和批评，指出“武汉的疫情发展到后来的局势，与疫情初期一些武汉官场上的、一些医疗卫生部门的作风和习惯性思维有着密切关系”；对钟南山等敢于直言的勇士予以褒扬的同时，反思社会生态的另一面，“如果善于打压和诋毁说真话的人的社会与政治生态存在，那受损害的将是这个社会，并将把这个民族引向苦难与灾难”。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战疫，作者并未止于反思，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譬如建议清明节为新冠疫难者公祭、设立“中国防疫日”、冷静看待灾难中人性的善与恶等，既着眼于当下战疫，更放眼于未来防疫，促人警醒与奋进。作品还将这样的思辨性反思与极富抒情意味的文字紧密结合，在“黄浦江让我泪流满面”、“悲情出诗人”等章节里写下了《致黄浦江：你流动，我心泪随动》《假如，明天我将死亡》和《见到太阳真好》等诗歌作品。这些诗情随景生、情景交融，将特殊时期多面的“上海表情”：恐怖、寂寞、孤独、温暖、热血沸腾等表现出来，真切地表达出作者置身上海战疫时刻的真实与悲怆、痛苦与感动、礼赞与感恩的百感交集，以及感怀人生、赞美生命、致敬英雄城市的肺腑之声。它们与偏重于理性认知的反思性文字一道，在发散思维的引领下形成叙述的张力，使文本张弛有度，构筑起作品刚健雄浑与柔情优美、浓墨重彩与白描质朴相结合的美学风格。

以上三个方面的“表情”再现使《上海表情》成为融合文学、新闻、历史、社会学、医学和伦理学等诸项人文社科领域要素的复合文本。其在直面与反思中立足人类共有基本伦理的正向阐发，以及对和合、凝聚、志愿、科学、生态、契约等基于传统与现代意识的鲜明宣示，给予当下战疫报告文学、甚至整个战疫文学以全新启迪，具有值得铭记的现实意义与显在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