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碎片化，我特指人文研究的碎片化，即学术研究上把研究对象不断降级分解分层，乃至于粉碎到原子化、单子化为止的行为。就像面对一只碗，因为前人已经定位成吃饭的工具，后来的人面对同样的器皿，就不再谈碗随时代变化而派生的新的文化和价值功能了，只盯着碗釉之上的细密纹路和颜料的成分，以自我感觉为中心没完没了去撰写秘传趣味。其结果是，洋洋洒洒几十页几百页过去了，读者却只能在一堆颜料的海洋与一片茫茫然的瓷片天空望碗兴叹，因为读者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具体的碗，而是碗的一个分子或一个原子、单子。总之，把完整对象粉碎成细末，是碎片化的终极追求。
当然，系统论述人文学术碎片化的历史源头及其始作俑者，当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和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两本书。前者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指出，人作为主体如果不能以康德所说自觉使用自己理性来干预日趋消费化的社会运行，那么，人迟早有一天会变成自己的消费品而宣告人本身的终结，建构意义生活、价值生活所需人的完整视野，也必将消失。后者致力于人文知识分子——这个曾经以塑造人类价值生活蓝图为志业的群体为观察对象，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这个群体对汹涌而来的项目经纪人化或所谓专家主宰的世界碌碌无为，那么，当他们舒舒服服变成小技术官僚的那一天到来时，非但人的完整视野没有了，而且会连同自己的主体性及看待对象世界的心情也都荡然无存了，可想而知，剩下的只是被消费过或被无端弃置一边的所谓知识渣滓。
前面说这么多，我想指出的现象是，某种机制不让该看见的人看见，或者不愿让看得见的人去注目，因为他们把发现机制视为陈旧的、不合时宜的命题，自然不能算创新。这结论自然不是我的一己私见，早在2016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就已敏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徐勇是在《破解项目体制造成的学术“碎片化”问题》一文中，并没有剑拔弩张地批评某个具体学者的具体学术问题，而是将眼光移向造成如此学术现实的机制和社会大背景。他认为项目体制是导致学术研究碎片化的最突出现象。首先，项目经费额度将学者切割成孤立的个体。在我国，每年的项目都有一定的经费额度。从文科来看，即使是重大项目也不到100万元。这些钱对于某种个人研究来说，不算少；但对于一些具有学术文化工程类的研究来说，就太少了。除极其个别的情况以外，现有的项目体制将学者切割成一个个学术格局“小气”的原子化的个人。每个人都在为一笔笔小小的经费奔波劳碌，经费总量虽少，但对于个人来讲却十分重要，也导致难有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成果的产出。
其次，项目管理体制造成重复和浪费。近些年，我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迅速，项目日益增多。在社会科学项目设计中，绝大多数都会将调查作为重要方法，调查在项目经费预算中占有较大比重。但每个项目的调查是互不关联的。换言之，每个项目投入的调查经费对于其他人的调查，甚至对本人今后的调查都不会产生持续价值。因为学者完成一个项目后，又会根据项目指南去获得新的，甚至与原有项目毫不相关的项目。于是又会产生新的调查及其经费，如此循环往复。
徐勇关注的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多为现实应用对策研究。可是，这样的机制一旦形成并且富有操作性，便是普遍的和意识形态性质的了，自然波及到广义的人文基础研究领域。最突出的表现是学术的等级化，重大的和面子上的研究似乎只配位居中心的、终评委级别的学者所分享，分摊给基层的、边缘地区学者的，也就只能是边角料、下酒菜，即是说，想要让研究有出头之日，只能进入此等机制运行轨道，别无选择，只好往边缘、往犄角旮旯、往生冷怪僻的方向走，甚至不成文规定是，越小、越碎、越不起眼、越不被人注意，便越有价值。很显然，在如此逻辑中，对象的价值、意义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你做得是否足够小、足够冷僻、足够闻所未闻，哪怕翻出早已被现代知识分子扔到历史垃圾桶里的玩意儿，只要终极评审不曾听说过，就可以堂而皇之被赐予创新之桂冠，紧接着它也就成了学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
如此怪诞逻辑，可想而知，我们若假以“将来”来审视，要么留下的是一堆谁也不懂更遑论谁还能用得着的学术垃圾，要么被强行镌刻在学术史显赫位置的是终极把关者所青睐的来自教科书末端的“赘余”。
我无意于诋毁项目化学术，也无意于去破坏终极把关者的好心情。只是行道在此多年，切身体会实在太多。当你激情满满去申报“正面的”“重要的”“基本的”议题时，你突然被告知，这问题不该你关注；当你仓皇应战，撺掇一些根本没有任何积累的散乱段落，本着中彩票的心态一试时，你却中彩了。更有胜者，当你信心满满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蹑手蹑脚呈报一沓心得体会想博得同行认可时，你碰到的只是一鼻子灰；而当你以顽主的谐谑拼凑一些炙手可热的关键词时，你却忽忽悠悠蹬上了学术的船。
总之，碎片化其实并非个人所愿有，而是背后操盘手在掌控。既如此，与其没完没了指责学者个人的学术碎片化，不如质问隐身于学术后台、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大步也不迈出学院高墙、一头栽进学科教科书陷阱的碎片化学术评价机制。我向不以最坏的心思揣度担纲民族学术大任的学者的狭隘心胸，但事实一再证明，至少部分担纲大任的学者以自家一亩三分地为尺度所构成的学术机制，其实正是人文学术研究日趋碎片化的真正推手。他们总自信地认为学术就是“学”和“术”，无关价值判断，也无关意义建构。如果真是那样，进任何一座图书馆随便翻翻即可，既温习了知识，也陶冶了情操，还要现在的学术干什么？
当下人文学术的首要任务，当然不是给无限小下去的个体化趣味赋形，也不是全无底线地撰写和铭记边边角角、奇奇怪怪的“知识”和“经验”，而是重新建构新时代的整体性和新时代人们普遍的价值诉求。既如此，打破使学术评价机制碎片化的惟一办法，只能是最大限度释放民间学术诉求并使之自由多元地进入学术体制，那么，就有必要叫停高墙之内少数几个话语权执掌者的裁决，让学术的终端成果代替“指南”式的私人订制，如此，才能激活死寂的表面却好像又是“多元化”的碎片化学术现状，完整的人的形象和完整的社会结构，才能回到正常的学术观照平台，福柯意义的解构主义方可回到它的本意——去掉知识的无用无效，唤回新时代应有的新感知和新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