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出自作曲家之手的创作歌曲犹如人工培育的盆景，那么民歌就是自然沉积的土壤中长出的花儿。由于地球上土壤成分的千差万别，不同地域民歌的面貌与内涵就大相殊异，给人以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观感。就中国民歌而言，生于江南沃土的民歌自有小家碧玉的温婉纤丽，生于巴蜀黑土的民歌宛如佻达谐谑的村姑，生于青藏高原的民歌恰似粗犷爽朗的汉子，然而，生于西北黄土地的民歌不太好形容——因为这一片土地上的岁月太长，沉积太厚，成分太复杂。

以陕、晋为中心的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共祖黄帝部落的中心活动区域，以彩陶为标识的仰韶文明，就发生并繁荣于斯。黄帝以降，尧、舜、禹在此孕育出中国最初的城邦国家的“政治”，西周至秦汉在此完成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最初转化，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直抵地中海，长安城作为周、秦、汉、唐11个朝代的首都，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地区。同时，来自西边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来自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商贸人群，来自黄河下游的东夷部落和长江中下游的“三苗”部落，以及世代居住于此地的华夏民族，持续数千年地在这里交流融汇，使得黄土高原文化呈现出极其多元复杂的面貌。在这样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民歌文化，自然也焕发出其卓然不群且异质杂糅的特殊风貌。

在黄土高原民歌诸歌种中，生长并主要流行于陕北地区的“信天游”，是最为耀眼夺目的一朵奇葩。信天游生于何时已不可考，从历史文献来看，新石器时代生活于黄土高原的伊耆氏部落，每当岁末举行的农耕祭祀仪式“蜡祭”中，所唱的向自然祈福的《伊耆氏之歌》，可以看作黄土高原民歌的滥觞形态；春秋时成书的《诗经》中属于民歌类的“秦风”与“豳风”，可以看作陕北民歌之先声；而千百年来陕北农民出于多种实际生存需要的持续的音乐创造与应用，则构成了信天游深厚的生存土壤。

信天游又称“顺天游”，包含多种曲调。信天游的曲调短小精悍，一般由两个呼应式的乐句构成；歌词为多段体，每段由上下两个七字句构成。信天游的内容以爱情和劳动生活为主，即兴编唱。1931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曾经产生了大量反映新生活的信天游。信天游的曲调有两种风格类型。一类风格高亢辽阔，节奏自由，音域宽广，旋律起伏较大，情感直畅奔放。《脚夫调》就是这一风格的代表。另一类则与此相反，音调平和舒展，节奏匀称规律，情感细腻委婉。譬如《赶牲灵》，描述了一位年轻女性站在家门口，眼巴巴地盼望赶脚在外的爱人归来；当她看见远处来了一支驮队，止不住心头狂跳，却又怕来的是别人而让自己失望——这种亦喜亦急亦忧亦惧的复杂心理，在这首委婉细腻的信天游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人说“秦声最苦”，信天游的发言可谓深得“苦”之三昧。关于信天游的主要题材，西安音乐学院的罗艺峰教授曾有一个准确的概括：“吃的艰难，爱的痛苦”——抑或可曰一苦其生，二苦其情。从自然条件来看，陕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得人类的生存资源匮乏，生存压力极大；加之历史上这一地区的阶级分化开始较早，社会等级差异比较显著，持续达2000多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土地兼并，使大多数农民深受压迫和剥削。贫苦农民无权无势，无处倾述自己身受的深重苦难，只能借助民歌来稍抒胸臆，在黄土旷原上宣泄自己的悲哀忿懑之情。严酷的现实环境，造成了陕北信天游根深蒂固的悲剧性风格，因而被当地群众称为“酸曲儿”。“酸曲儿”的题材内容，涉及当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雇工、赶脚、婚姻等等。

在信天游的苦情题材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走西口”。昔日的大多数陕北农家成年男子，迫于天灾频仍和土地兼并严重的严苛现状，而不得不常年流浪到长城以北的黄河河套地区，替人开荒挖煤，打工谋生；这一生活常态所导致的司空见惯的生离死别之情，通过音乐语言的倾述和宣泄，便成为了信天游的题材主调。走西口的日子，是陕北农民家庭最愁惨的时节。因为在实行传统农耕经济的地区，成年男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他们的长年远离，即意味着全家生活失去了基本保障，所以妇女们极不情愿自己的丈夫、情人或儿子离家外出；但迫于生计，为了年终时能挣回一点活命的工钱或口粮，又不得不忍受他们的背井离乡经年不归。这种极度矛盾痛苦的心情，她（他）们只能通过歌唱予以述说宣泄，以期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

“走西口”的歌词与曲调极其真挚而传神，其中浓烈的“苦”味堪称摧肝裂肺。“你走西口我上房，手扳住烟囱泪汪汪。哥哥走了妹妹瞭，越瞭越走越远了”。“东去的黄河北飞的雁，走西口的哥哥梦见可瞭不见”，这是陕北婆姨别愁离恨的直抒；“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是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饭”，这是打工汉子不堪磨难的哀叹。当然，走西口的日子也不尽是愁苦。当打工汉子们辛劳了大半年，挣下一些活命钱或粮食，催赶着牲口飞奔在归家的路上时，或许就是他们一年中最兴奋的时刻。此时，他们会激情难捺地向着家的方向引颈高歌：“大青山高来乌拉山低，马鞭子一甩我回口里。不大大的小青马喂上二升料，三天的路程我两天到……”

除了“走西口”之外，信天游中最为常见的题材便是男女情爱。“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是天下情人中的极致翘楚，他们不仅有样有貌，更加有情有心。“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陕北地区沿袭悠久的封建婚姻制度，与陕北男女天生重情且直爽开朗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剧烈的矛盾，由此对撞裂变出无数情热灼人的歌。陕北人对于爱情的本质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们惯于用歌声表达其哲思：“南山顶上起乌云，难为不过人想人”。何故“难为”？伊人在水一方，可望而不可及，可思而不可得，此中体现出封建婚姻制度与真情挚爱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或曰平衡方式，就是那被创造出的无数有悖传统纲常伦理的歌曲。如哀叹的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沟，拉不上话话招一招手”；如哀怨的歌，“三十里明山二十里水，单想住娘家我不想回；住一回娘家上一回天，回一回婆家我坐一回监”；如怨怼情人的歌“这么长辫子探不上天，这么好的妹妹见不上面。这么大的锅来下不了两颗颗米，这么旺的火来烧不热个你”；如山盟海誓的歌，“没吃没喝我不嫌，只要你在我眼跟前。满天星星颗颗明，我心上只有你一人。”“一碗碗凉水一张纸，谁坏了良心谁先死”……对于这些歌曲，他们这样自证其合法性：“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三月的桃花满山山红，世上的男人咋爱女人。”

关于信天游，无疑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譬如1930年代以来产生的许多“红色信天游”，写下来就是另一篇绝大的文章，本文碍于篇幅只能就此打住。于此，我想再引一首信天游歌词，作为本文的结尾：

背靠黄河面对着天，/陕北的山来山套着山。/东山上糜子儿西山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抓一把黄土撒上天，/信天游永世也唱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