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耀辉的小说《野云船》提出了一个敏感又朴素的问题，关于生死的哲学思辨。去雪浪屿的船上，几个海岛少年问他们的代课老师楚天舒，生死是什么。这位仅长他们几岁、同样出身渔家的北大哲学系高才生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给孩子们讲了个故事，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在散步时，头上有只老鹰飞过，老鹰急于敲开乌龟壳吃午餐，错把他的光头当成了石头，埃斯库罗斯就这样一命呜呼了。在茫茫大海的一叶扁舟上，这样一个略显滑稽的悲剧，因为真实，并没有冲淡生死的严肃性。几位渔家子弟以特有的海岛经验，洞悉出一点生死的玄机，“埃斯库罗斯本来是在散步，没想到死，却意外死了；乌龟被叼到了天上，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却活了下来”。“老师，我想，这就是您说的生死无常吧。”在小说的二分之一关节处，这段看似闲笔的对话，是真正的草蛇灰线。

作为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关于生死的一番恳谈，最先在他们返回黑澜岛的航程中显示出修辞性。为了救落水的学生张琴子，楚天舒三潜激流，最后终于体力不支，消失于暗涌的浪峰。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张琴子活了下来，准备继续读研深造的楚天舒罹遭不幸，传说中埃斯库罗斯与龟的故事，在海岛叙事里自我赋形，复现在返航黑澜岛的渔船上。那一刻，卡在张琴子咽喉的鳗鱼刺；封爷爷训斥董船波“翻鱼”的语谶；海岛少年们早年葬身海底的父兄……在生与死的复调结构里再次出现，共同结构出小说的基本伦理命题：不知死，焉知生。

当然，这还要放在一个更长的叙事脉络和更大的意义空间里讨论。儿童文学处理“死亡”的意象从美学追求来讲，限于文体和篇幅多半倾向于主题而不是叙事形式，往往围绕基础表意展开，并不就概念的本体深入讨论。小说《野云船》关于死亡的表述，有本体讨论的方向性尝试。“死”是打渔人家并不陌生的经验,故事中的黑澜岛地处胶州湾，在以青岛为核心的众多岛屿中，它偏远、小、籍籍无名。岛上的人家多以打渔为生，在捕捞设备简陋、自然条件恶劣的常态下，多数家庭都有过痛失亲人的心理记忆。海岛少年对水的认识也因此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海洋的馈赠周而复始地滋养着海岛人，他们品性往往由海而生；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海难增加了人们对水的恐惧感，爱海和怨海的双重情结潜伏于渔家子弟的无意识心理，组织了少年们的经验、记忆、心理结构和成长方式。当认知构成中的死亡从实践过渡到经验，对死亡的认识也就是对死亡的态度，更是面对死亡的勇气和探索生命意义的持续反思。

物质生活贫乏的黑澜岛人，精神世界却特别丰富。背靠死亡，让他们格外尊重死亡，热爱生命，热爱“形象世界”与“意愿世界”构成的全部生活。这也是海岛人进入时间的方式。以海洋为原点的自然生命时序，将每一个人与自然互文的精彩时刻，祭海、登顶崂山、去雪浪屿、迎接出生和死亡……烙印在海岛人的灵魂之中，唤起他们对待生命的慈悲与真诚，由此形成一个更长的叙事结构和一个更大的意义空间。

当小说过半后，再回过头重新看看黑澜岛的故事，那些装满了童年记忆的“屁股朝天迎风反向放飞机大赛”“拜妈祖仪式”“祭海仪式”“爬崂山雪浪屿”等等，显然不能再仅仅解释为孩童的好奇心，那是海岛人对生命的深沉热爱，是他们体验存在的共同时刻。比如每年春分的祭海仪式，比如乘轮渡“登顶崂山”，都是他们借重艺术活动认识存在本质的方式。沧海桑田都是典型的时间空间化形式，饱含了歌诗传说的历史经验。海岛的生活经验里，与其说是震惊于空间，不如说是折服于时间。出海登山的一系列的空间位移，是走进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彼此交汇的文化时间。其中，最典型的是“野云船”，一艘海天间的云团幻化的船，像“被施了魔法”“极有规律地排成一排，就像一艘艘渔船列阵”。这是独属于海岛的特殊的时间空间化形式。作为稀有意象，野云化船只有物理成像，没有物理空间，不进入人类的文化时间，也不存在文化空间。它是自然奇观，却又不同于山川河流，它超越时间，却没有生命周期，它还超越普遍意义的空间形态，能够深入人类的集体心理进行意义赋形。因此野云船的每次出现，几乎都是富于包孕的时刻，比如主人公楚天舒作为岛上第一名大学生，远赴北京大学读书的一刻，“天如钢盔，海似铁灰，半空中那些云做的渔船却都红得像火，还镶着金灿灿的边儿……”似乎只有这样“形象世界和想象世界化作提示满足着另一时刻”，才能提供给物质生活贫乏的海岛少年们以足够的精神力量，使他们的“生活方法论”有不受贫穷限制的想象力。丰富的意义空间滋养下，海岛少年们自尊友善团结，不会因为自己吃着咸鱼硬饼，就觊觎伙伴饭盒里的水煮蛋，在“十八罗汉”和“十三姨”的统一化符号称谓里，他们爱对方就像爱自己。即使是小说中唯一显出性格缺陷的董船灯，也在天舒死后，露出他性格中美好的一面，“天舒你不该死，我情愿拿我的命换你的命”。

也只有野云船这样的意义空间，才能消化楚天舒的死亡。人们相信天舒是被葬礼上的野云船载走了，只有盛大的野云船和龙兵过，才配得上天舒这样的香草美玉，这些一生难见的壮观水象，像是对人们许下盛大的承诺，黑澜岛上的楚天舒因为救人永远葬身海底，但意义空间里的楚天舒，却如封神天兵，乘着五彩斑斓的野云船飞升了。小说也由此结构出主题意义上的全部复调性，死亡是什么，是乌云外层闪着光的金边儿，每一道乌云，都必有一道金边儿。

这样的结局，除了对真善美的儿童文学旨趣的追求，读过后记的人多少会有些额外的感慨。从某种程度上说，《野云船》是作者与人物同构的自叙传也许并不为过，至少在我看来，作者刘耀辉几乎是撕开了少时的创伤记忆来祭奠亡弟，给对方和自己一份尘封已久的成年礼。天舒和天阔，楚家两兄弟正如他本人的正反面——北大高才生，少年壮志里惊悉胞弟过世的噩耗，原本至亲的两兄弟，如今只剩一人，从此以后，他将独自带着对往昔的追忆，走在漫长的思念里。但每一段路都要面对一个“决定性时刻”，当我们看到这部充满创伤记忆的《野云船》时，就意味着作者决定遵从内心，接受“采心”石碑的神启，将尘封已久的往事诉诸笔端。那么，旧日的伤口就不再是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而是个体成长的“神经症”。写出《野云船》的刘耀辉无疑是在尝试自我疗愈，深谙儿童心理学的他以老弗洛伊德推崇的方法，以文字这样的“白日梦”形式，让事件在小说里重演，这样，他作者身份的绝对主体性就掌握了对偶然性事件的控制权，他终于可以代替弟弟去死，留下生的机会，在内心深处完成客观事实上“并无必要”的自我救赎。甚至，他还在小说的白日梦里为弟弟复原了一座桃花源般的海岛，一群可爱的少男少女和一艘寓意美好的野云船，让那些给过他们童年温暖记忆的朋友们永远活在他们最美好的年华。而完成“救赎”的作者本人，我想，从此他可以不必再纠结于往事，纠结于自己“幸存者”的身份，真正自由地穿梭于文本内外，他可以是天舒，是天阔，是封皮上的白衣少年，任龙兵过海、野云飞渡，看乌云亮出金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