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竹峰的散文在当下文坛可谓自成一格，独树一帜。或写饮食茶味，或写山川草木，或写瓜果蔬菜，或写碑帖丹青，或写历代文人，皆属中国文章，总有一种雅俗共赏的文人情调和审美趣味。刚刚出版的《击缶歌》，在风格上作了变化，题材上另辟一路，聚焦地方戏曲，写戏史、戏文、戏人、戏事。

《击缶歌》在历史与现实的罅隙里，捕风捉影，流连忘返，集中表现戏曲之美。“中国戏之美，美在声腔”，胡竹峰“用文字铭刻声音”，这声音既有历史浸润其间，又由地方孕育而生，既是代代戏人口耳相传之声，更是芸芸众生有口难言的心声，于是，这文字里便充满了历史蕴涵、地方特色和人生况味。“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和人生都浓缩在这可见的声音里，戏曲之美和人生之美也都蕴藏在这可看的文字中。

声音里的历史是戏曲演变的历史，也是历史剧的历史。胡竹峰追根溯源，对傩戏、打目连、青阳腔、岳西高腔、徽剧、梆子、黄梅戏、花鼓戏、拉魂腔、庐剧、二夹弦、坠子戏、四句推子、嗨子戏、含弓戏、平安戏，凡十六种，下了一番扎实的案头工夫。相较于知识性述说，我更喜欢他对于历史剧的考察与思量。历史是什么？“历史不过是一座张灯结彩的戏院。有时候，连张灯结彩的戏院也没有，历史就在朴素的村落之间风云变幻。乡里乡亲平静地看着生旦净丑扮演的传奇人物，演绎一些天地君亲师的悲欢离合”。这话说得精妙，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传奇，忠孝节义的民间伦理，总能抚慰和塑造一方天地的世道人心，戏曲的力量正是借由这历史之光而烛照现实，建构人性。

与其说胡竹峰关心的是戏事曲词，不如说他在意的是戏人。戏人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自身便是戏，戏人唱戏，唱的是喜怒哀乐的戏，也是酸甜苦辣的芳华，声声入耳，最是动人。写皖北戏事，听一女子唱梆子《铡美案》，“女子白衣红裙短发如一株杨一棵柳，站在台前甫一开口，竟是暴雨倾盆，引吭作金戈声”，“激情处惊雷滚滚，那声音如利剑快刀，高亢激越、痛快淋漓，从头颈径自削将下来，一腔硬气皆化作了雷电，刚劲、豪爽、激愤，白茫茫在天地间碰撞出热烈的火炽”。皖北梆子戏的激情高亢，梆子女戏人的声情并茂，都在这“一腔硬气”的声音里，也都在这激越迅疾的语言中，读来如在目前，如在耳边。《戏人卷子》更是分说生旦净末丑各类戏人：听小生，“仿佛春光里鹦鹉正在歌唱”；听老生，“隐隐的春雷，在天际又仿佛自地底而生”；听花旦，“那声音如绸如丝，游离、漫漶、松软，淡淡的潮气，有暮春雨天的气息”；听刀马旦，“华丽明亮的唱腔隐约传来，有点热闹喧嚣，有些清寂空灵，更有属于现世的欢乐”；听青衣，“唱腔婉转温柔，细而慢，像从远方迤逦而至的溪水”；听净，“粗狂激越”，“几句西皮散板如春雷轰动”；听丑，“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给舞台增添了明亮的色彩”。胡竹峰对戏人的拿捏可谓恰到好处，因为他是以自己的生命去体贴各类角色的生命气息，戏曲的生气正是借由这戏人名伶的声色唱腔而成家立派，生生不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唱一方戏，一方人听一方戏，一方戏养一方人。安庆是黄梅故里，生于皖西南的胡竹峰又曾在此工作过，因此，“提到黄梅戏，总会想起一些声音。严凤英的声音、马兰的声音、韩再芬的声音，还有母亲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案头清供，干干净净的玻璃瓶，透明晶亮，装上净水，里面插上一枝桂花，似开未开，细碎如繁星一样的花蕾，香气淡淡氤氲收敛而放肆”。对这些声音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的又何止是他一人？

我感兴趣的，还有书中某些“借题发挥”的地方。比如说到岳西高腔的衰落，借题发挥道：“声色迷离的世界容不下粗瓷大碗。在今天，很多民间艺术基本没有生存的土壤。中国农耕文明逐渐衰落，若农耕不复存在，农耕文明将无所依附”。这显然不是题外话，而是微言大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农耕文明必然随农耕的消逝而衰落。正如工业文明必然随工业的兴起而繁荣，一些生命力有限的民间艺术注定要走进博物馆。即使是有些曾经非常辉煌的剧种，也难免“渐行渐远，散落化、碎片化，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中”。艺术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时间是公正的审判官，从上古歌谣到先秦诸子散文到汉赋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到明清小说，从几百种民间戏曲到广为人知的中国“五大剧种”（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正是在这样的大浪淘沙、相时而变的滤筛嬗变中，戏曲等民间艺术获得了不断的新生，连续的发展。对后人而言，与其哀叹，不如欣赏，与其怀念，不如保护、发掘、整理、吸纳，并对那些生命力依然旺盛的民间艺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古典与现代碰撞交融的声响，我们必须驻足倾听并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