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唐明，你好！你是一位汉族女作家，而在你最新结集出版的小说集《德吉的种子》里，主人公大多是藏族儿童。请问你为什么选择聚焦少数民族孩子呢？
唐 明：我是汉族人，出生在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在那里度过童年，后来随父母工作调动，迁到高原小城格尔木，一待就是几十年。格尔木是一个不足30万人口的小城。别看城小人少，却有20多个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让我的写作绕不开那里的各民族孩子。比如寺院里的小喇嘛，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成长路径与城市里的孩子不大一样。他们的生活和内心是怎样的，这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当然，身边蒙古、回、土、汉等民族的娃娃，也都是我关注的对象。我希望透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读者看到他们，这些开在高原上的祖国的花朵。
李蔚超：这么说来，格尔木是你的文学圣地。
唐 明：在外人看来，这里高寒缺氧，物产不丰，但在我们高原人的心目中，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一个穷困的妈妈养育一群孩子永远比一个富裕的妈妈养育一群孩子更为艰辛，这也是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更深的原因。格尔木甚至整个青藏高原，在它星辰转换之间已然悄悄地雕刻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心里自然是对她充满了浓情和感恩。毫无疑问，它是我文学的故乡、心中的圣地。
李蔚超：在创作《德吉的种子》的过程中，哪个孩子的故事让你最难忘？
唐 明：最难忘的大概还是那个因“杀生”而遭阿妈责罚的孩子。有一次，我刚走进村子，就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低头站在风里。我问过才得知，他正在被阿妈罚站，因为他忙着去玩，便偷懒把还滚烫的炉灰顺手倒在了院子外面的青草上面。阿妈说他杀死了小草和看不见的生命，罚他在这里忏悔思过。在我看来，青草也许被烫死了，但来年的春天，只要春风一吹，它们一定还会再绿。但这个普通的藏族妈妈因为这件事却让孩子在这里思过，而这个小小的娃娃也没有半点不情愿地虔诚地在风中站着，为自己的行为忏悔。这件事让我的内心受到了深深地震撼。
李蔚超：他的形象在《德吉的种子》里是如何呈现的？
唐 明：这是一个善良、本真、虔诚的孩子，是高原儿童的代表。他们跟自然万物平等友善地相处，敬畏神灵与生命。这些是所有故事里的孩子的共同特点，也是我最想展示给读者的儿童形象。
李蔚超：《德吉的种子》的主人公是一群生活在青海格尔木移民村的藏族小朋友，你还原了他们的学习、生活、游戏的场景。你的小说也不是乌托邦式的唯美歌谣，而是包含着文学的“当代性”和“现实感”。比如，你写到了移民村的藏民改变生活方式的心理适应过程，写到了藏民们脱贫致富的故事。这是否是你有意为之的“现实主义”追求？
唐 明：让天更蓝、水更清、草更绿，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愿望。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人民的努力实践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受益的是这片土地。我见证了生态移民村的藏族同胞适应新生活的种种艰难。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们习惯并喜欢上在格尔木的生活。移民村的孩子考上大学、找到工作、融入城市生活。这些可喜的变化，我认为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我相信这些为生态而移民的藏族同胞也会在这样的进步之中过得更幸福。
关于写作，我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信念：我要书写现实中的故事、展现生活在我周围的高原娃娃的世界。格尔木的移民村寺院和经幡林我常去，小商店、甜茶店馆和小操场我是常客，甚至偏僻处的小路、沙堆和红柳丛，我都走到了。村里的藏族孩子们一边坚守着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一边又努力地探着身子、睁大眼睛，小心翼翼地接纳着城市的文明之光。他们不是我想象的人物，他们就真实生活在我的身边。他们的淳朴如潮水之碧，真诚如天空之蓝，这是我在他们身上发现的珍宝，我必须得把这些珍宝献给世人。
李蔚超：写藏族孩子的故事，相当于进入民族文化的独特世界，不仅需要把生活环境里的物象“搬”到你的小说里，而且要求作家将自己“置身”于他们之中，化身为他们的一份子，去摹仿、想象他们的行动和意愿。在我看来，《德吉的种子》里的人物十分生动可亲，毫无做作和违和感。为了达到这样的写作效果，你在创作中克服了哪些困难？
唐 明：困难当然有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对藏族文化的挖掘和使用。要深度挖掘，又要恰当使用，这个平衡点其实很难找。“多”和“少”的问题，大概是近几年写作中最困扰我的问题了。
这几年，我平均一周至少到村子里去一次，跟我认识的每一位藏族朋友和民族研究学者随时请教，我就是希望自己置身其中。但我还是忐忑，生怕出现谬误。我是本着一颗真诚的心讲各民族孩子的故事，努力写出他们的美好，但我不知道我的文字是不是能够和读者形成共鸣，我其实一直期待读者给我提出真挚的意见和建议。
李蔚超：儿童文学作家王苗赞叹《德吉的种子》中包含着“天然自在”的“儿童性”。这部小说里不仅对话和内容是一派天真的“儿童性”，你的叙述语言也如同纳赤台的泉水一般沁着清凉的甜。你是如何在作品中塑造、表达一种审美“儿童性”的？
唐 明：坦率地说，我的写作一向都是“野路子”，随手随心。当时，书稿给了编辑老师，内心不安，我特别希望得到编辑老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尽全力修改完善。但我的责编纵容了我，她们说，在“天然自在”面前，写作的技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你现在说我作品里具备“儿童性”，也许就是我老老实实、本本真真写作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