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标题出于程永新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首诗歌，题为《感觉的流浪》（《上海文学》1986年第10期）。尽管从《感觉的流浪》到《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这中间隔着风起云涌的三四十年，也隔着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但读完“中年程永新”的《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再把“青年程永新”的诗歌翻出来对照，两者之间的气息却又是相通的。

很多年前，我在有关程永新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的评论里谈到，小说主人公“我”是“个人精神成长意义上的‘流浪儿’和‘云游僧’。‘我’虽‘居’实‘游’”。从小说叙事主题的角度而言，这个观点今天我们讨论其新作依旧有延续性意义。不过，需要注意，《穿旗袍的姨妈》中，具有精神层面“流浪儿”与“云游僧”特质的“我”，在《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里被拆解并投射于阿格（“流浪儿”）与疑似阿格兄长的泰国僧人（“云游僧”）两人身上。因此，阿格前往泰国清迈探寻自己下落不明的兄长这一细节，某种角度也是《穿旗袍的姨妈》的“我”在异域时空设定下，通过记忆碎片的拼凑与激活而寻找、发现、对话、融合另一半“我”的过程。

小说中，阿格、建国、大胖三个人到中年的“油腻汉子”结伴前往清迈。不过三人来到清迈的动机却各有不同，阿格为寻亲，建国为觅情，大胖则是纯粹的观光旅游找刺激心理。颇具意味的是，结合三人的成长经历，他们又似乎都可以被定义为家庭结构缺失的“流浪儿”。建国在同阿格提及邓丽君之死时说：“邓丽君跟我们一样，都是这个世界上与妈妈走散的孩子。”这涉及《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为何频频触及邓丽君的生平、邓丽君在清迈度过的时光，包括邓丽君扑朔迷离的死因；也涉及程永新为何在小说标题中要强调“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

邓丽君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内地所产生的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以及这一时期国内社会发展趋势的动态转向，使得邓丽君逐渐演变为某种恢复“小我”情感系统、修补精神创伤的文化符号、记忆符号、情感符号。阿格回忆童年时，母亲喜爱招呼兄长的朋友到家中跳舞，所用音乐便是邓丽君歌曲。在特殊的年代背景下，唱片里“邓丽君柔软温婉的歌声”引导众人舒展自我被压抑、被抛掷的情感欲望。这恰恰成为阿格在清迈“寻根”的线索依据。然而小说借助建国、比利的视角，却让人意识到形同国人集体记忆符号与情感凝聚象征的邓丽君本人也是一个“失根”的“流浪儿”。邓丽君与阿格、建国、大胖在小说里的微妙互照，也是在重新检视那些情感认知与现实境遇存在悖反的文化符号，以及文化符号在建构时屡屡被忽略或割弃的异质。

另一方面，作为“泰囧三兄弟”的阿格、建国、大胖，也构成了“后伤痕时代”的“流浪儿”在行为实践层面的三种选择：阿格主动出击、建国刻意回避、大胖漫不经心。但他们不管是“居”还是“游”，都不约而同地牵扯着精神维度的“流浪”。一个细节是，尽管阿格身处清迈，但他在这个地理层面的异域中却不断感受到来自童年记忆的召唤，而相应的记忆召唤并没有使得阿格摆脱“流浪儿”的精神身份，相反，在清迈所见所闻所感的一切促使阿格在小说的结尾处选择留在清迈，“开始无边无涯的流浪”。耐人寻味的是，疑似阿格兄长的云游僧却在此时准备抵达上海（阿格等人的家乡）。假如联系前文所言，小说中的阿格与其下落不明的兄长分别延续了《穿旗袍的姨妈》主人公“我”的两种精神特质，而就其指向而言，无论是“停驻”“远行”，亦或“归来”，地理空间的转换都难以轻易消解家庭与个人在特殊历史阶段遭遇的“伤痕”。如同阿格舅舅曾经向阿格透露的“家庭基因”，“伤痕”同样也是“阿格们”的“家庭基因”“家族的血统”中无法抹除的部分。他们所能做的，是在记忆的展开过程中去接近、发现一个与“伤痕”相伴、却又令自己感到陌生的“我的前半生”。而这，可能是比试图愈合“伤痕”更为重要的事情。

小说并非是狭义、明确的“伤痕”，而是某种具有普遍性且充满歧义的存在。应看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喧嚣一时的“伤痕文学”在当下诸多文学史著作中，通常被指认为其写作目标主要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期，相关对象对于其他个体或群体所造成的的生理或心理层面的戕害。而上世纪80年代前后“伤痕文学”思潮被诟病的局限，则在于相关作品往往更为强调戕害的程度，而忽视了戕害的对象本身被历史阴影遮蔽的幽微情感，相应的书写实质上是在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文学作品有关“伤痕”的叙事逻辑、结构法则，或者说，是在“生产”一种叠合着“大我”与“小我”的“共情道具”。因此，一方面“伤痕”逐渐形成了具有稳定性的呈现状态，并主导着个体或群体的记忆延展轨迹，但那些被伤害被侮辱者却被“改写”出了同质化、简单化的面目特征与情感构造。《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则试图重新思考改革开放时代语境之下“伤痕”与记忆之间的关联。阿格在遭遇车祸后与清迈旅游途中，那些一度坠入黑暗的记忆得以复现，曾经难以言明的阵痛也更加刻骨铭心。过往片段的涌现与记忆功能的恢复，恰恰成为阿格触碰“伤痕”、摩挲“伤痕”的前提条件。而联系到《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关乎邓丽君的部分，“伤痕”可能根植于某个特定的时代，也可能指向人在成长中或许要经历的阶段。由此再来看小说结尾处有迹可循的“无边无涯的流浪”，这未必意味着阿格的自我放逐，而是人在记忆的捕捉中去寻求逾越现实逻辑与常规经验的想象，如同导游小姐向阿格等人讲述的有关双龙寺创始人库巴大师的传说：“兰纳王害怕库巴大师在民众中的影响比他大，他想把库巴大师赶走，兰纳王扬言说除非梅宾河倒流，他就让库巴大师在素洁山上建庙。库巴大师毅然跳入梅宾河，口中念念有词，他瘦弱的身体艰难地朝前走，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梅宾河河水真的开始汨汨倒流。兰纳王无法只能践履，素洁山从此诞生一座双龙寺。”而属于阿格的“梅宾河”也未尝不能在一种不经意的期许中“汨汨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