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开放的社会文化气氛里，四处涌起对文学新表达的探求追索和批判革新。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萌生了举办一期“有学历”的研究生作家班的联合办班计划。在鲁迅文学院档案中，一份1988年起草的文件《关于作家研究生班问题》，写明了举办研究生班的迫切之需：“近几十年来，中国历史畸形发展，后遗症之一便是作家队伍知识结构的退化。……整个作家队伍呈一种贫血状态。”“从经济上讲，腾飞之日机不可失，文化上同样面临着这个历史关键。”而从中外作家的交流方面考虑，“无论是出访、参加国际笔会……我国中青年作家，包括一些知名度极高的作家，在知识身份上依旧是‘白丁’，充其量是经过大学教育而已。……作家的理论素养、大文化素养、外语水平等各方面，几乎无法与当代外国作家相比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没有一支有相当素养的作家队伍，几乎是空谈。”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十多年后，为提升青年作家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创作水平，呼应文学界、知识界反复吁请的“作家学者化”，借鉴苏联高尔基文学院作家培养模式，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于1988年6月向国家教委研究生司递交《关于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申请报告》。

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的一次文学会议上，莫言回忆自己在研究生班学习的诸多场景，清晰地记起当时的学费数额：自费生3000元，公费生3700元。1988年7月21日，申请办学报告通过，并将创作成绩优秀的作家学历要求放宽至大专以上。随后，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拟定招生简章，关于学制、招生对象及条件、名额、报名和考试办法、收费标准等做了明确限定，随后制定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案。研究生班学制两年，第一学期为预备班，为入学考试进行辅导，第二、三、四学期为正式教学时间。

1988年9月21日，研究生班“预备班”开学。根据鲁迅文学院现存的历史档案资料，加上同年12月补充录取的几名人选，先后共有48名学生在研究生班学习：李本深、于劲、莫言、刘毅然、叶流传、刘恪、迟子建、何首乌、王宏甲、王刚、王敏、严啸建、陈虹、江灏、徐星、李平易、郑海翔、肖亦农、严歌苓、黄殿琴、黄康俊、王树增、季清荣、白玉琢、邓九刚、余华、刘亚伟、苏丽华、贺平、魏志远、寇宗鄂、杨新民、刘震云、王明义、冯敬兰、张坚军、杜远、雷建政、王连生、宫魁斌、千华、毕淑敏、刘以林、李沙青、叶文福、彭继超、贝奇、洪峰（按学号顺序排列）。此外，还有孙大梅、蔚江等几名旁听生。

这份名单里的学生当时已崭露头角，是青年作家中的翘楚，研究生班将他们悉数收罗。当时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回到总参文化部，已经写出《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天堂蒜薹之歌》等小说。余华入学前已在《北京文学》《收获》《钟山》等杂志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等中短篇小说40多篇，计40多万字，获得1984年“北京文学奖”。刘震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农民日报》做记者。严歌苓于1988年12月补充招生时进入研究生班预备班。余华、迟子建、王刚、王宏甲、何首乌都曾是1987年春第二期进修班的学员，他们结业后又回到研究生班入学。莫言、余华被分到同一个宿舍，与刘毅然三人同住410室。莫言、刘震云分属三组，余华、迟子建、王树增分属四组。

首届研究生班的办学得到了当时文艺界的鼎力支持。研究生班课程设置包容、开放，力求科学性与艺术性兼顾。第一学年开设《创作美学》《文学文化专题》《西方文论专题》《民俗学》《英语》《马列文论专题研究》《文艺鉴赏初论》《写作》等课程，第二学年开设《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史记〉研究》《中国三十年代小说研究》《中西文化比较》《西方当代文艺思潮》《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研讨》等课程。时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的童庆炳与鲁迅文学院教研室主任何镇邦共同担任班导师。童庆炳同时为研究生班教授《创作美学》这堂课，每周4节，共16讲。后来，授课时的讲稿结集出版，即为《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一书，书中饱含对文学创作问题的诗意阐释、现实生活的审美关怀。作者对复杂迷人的文学创作过程进行深入论辩和匠心推衍，给人创作诗学意义的启示，可以想见学生从中获得的精神漫游。当童庆炳讲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间对抗产生的审美愉悦时，莫言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回忆：“我当时就很兴奋，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东西，但朦朦胧胧，很难表述清楚。十几年来，我经常地回忆起这堂课，经常地想起蒲宁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毕淑敏则称童庆炳的课程使她“感到了文学的美丽和魅力”，“渐渐地充实和自信”。

一份牛皮纸包起来的文件，看上去像珍贵的点心。拆开来，是老师们对学生作品的点评及打分。稿纸各种各样，林斤澜点评余华小说用的是《北京文学》月刊社的稿纸，从维熙点评王宏甲、李国文点评毕淑敏作品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稿纸，秦兆阳点评刘恪作品、宗璞点评白冰（白玉琢）作品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崔道怡点评雷建政作品用的是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稿纸……各色字迹，读来依旧温热。汪曾祺在给学生魏志远的点评中，非常用心地写了一篇“小评论”《一种颜色及其他》。三页纸中融入他对文学的思考、对后辈的鼓励和告诫：“我也许很固执。我认为小说是第三人称的艺术。”“有些问题我想和魏志远及其同代的作者商量商量。……我觉得小说总应该使读者对人生有所启迪，有所感悟。年轻作家的小说很多是‘孤独之书’。我不希望作者写‘空’或‘无’。应该执著地活着，不要欣赏消极。一篇作品想给读者一点什么，应该心中有数。当然，不要说出来。作品应该有历史感、严肃感。”此外，一批作家、评论家、编辑如谢冕、秦兆阳、韦君宜、刘绍棠、邵燕祥、王富仁、严文井、徐怀中、陈敬容、李凖等文艺名家，或授课，或出任创作辅导教师，都或多或少地给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学生以启迪和指引。

在一个大信封中，装着A3纸打印的《创作研究生创作成果调查表》，记录了学生1988年9月到1991年1月在院学习期间的创作成果。毕业前夕的学生们将表格写好，元旦前后交给宫魁斌，由宫魁斌汇集交到教研室。余华的表格全部填满，有发表在《北京文学》的《古典爱情》（1988年12期）《往事与刑罚》（1989年2期），发表在《人民文学》的《鲜血梅花》（1989年3期），以及《世事如烟》《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死亡叙述》等9篇中短篇小说，《虚伪的作品》《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两篇文论，《十八岁出门远行》等3部小说集。在表格的最后，余华写着这样一行字：“即将完成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那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后余华的写作风格有了不同。第2年，《活着》在《收获》发表；1995年，《许三观卖血记》也在《收获》发表。这两篇小说同80年代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有很大区别，形式上的先锋姿态和现代性有所弱化，转而着重呈现历史大潮中个人经验的普遍生存意义和哲学关怀，坚毅平实而又民间化。除此之外，莫言写出了《十三步》《欢乐十三章》和《你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恐惧》，刘震云发表了《一地鸡毛》《单位》《故乡天下黄花》，迟子建出版了《北极村童话》，刘恪的“长江楚风系列”中篇小说举办了反响热烈的作品研讨会……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现存43份《创作研究生创作成果调查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仅小说一项，学生出版（含待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长篇小说27部，杂志发表（包含留用待发）的情况如下：《人民文学》22篇，《北京文学》16篇，《青年文学》12篇，《上海文学》11篇，《作家》10篇，《收获》10篇，《十月》5篇，《钟山》5篇，《花城》5篇，《当代》4篇……除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电影剧本等各种样式的作品也遍地开花。

1991年1月，研究生班学生毕业。在毕业生登记表上，有几行手写的字颇具现场感和还原感。余华说自己天天打球，学会了下围棋，莫言反思自己“缺点是夜里熬夜，上午睡懒觉，影响了听课，虽经老师批评有所改正，但还是经常睡到9点”。

受英语教育水平和学生们整体文化水平的限制，英语考试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充满了难度。档案里保存了很多卷预备班复习准备入学考试的英语试卷。在一篇阅读中，有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朋友来访，可“我”还在办公室，于是“我”告知他地垫下有钥匙。朋友进公寓后，找到了一个平底锅，在煤气炉上炒了两个鸡蛋，从冰箱里拿了一些凉鸡肉，吃了美味的一餐，听着唱片喝着橙汁给“我”打电话。他说没有找到钥匙，但是客厅开着的窗边正好有一株苹果树，他就从树上爬了进去。而“我”的客厅前没有苹果树，邻居家的才有。

作为后辈，从鲁迅文学院现存的历史档案资料和其他资料追溯80年代这次独特的办学，在回望中，黯淡发黄的纸页里粒粒分明地记载着一辈人文学理想的灯火和时代烙印。不敢断言这个创作班为当时的青年作家们带去多少启发，产生多大的创作影响，但这次办班或许为学生提供了一棵旁逸斜出的“苹果树”。它为满腔文学创作激情的青年写作者开辟了别致小道，阴差阳错地开启了一条通途，日后文学意义的丰盛餐食在等待他们。它通往远方，拓宽了文学的眼光和胸怀，还伸向高处，深化作品的艺术价值。这是文化政治层面的亲历与见证，也是漫漫生活中的启思与转折。

虽然那时的学位制度相较于现在还没有那么完善，推荐和考试相对宽松，但鲁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研究生班培养文学新人的机制为解决“青年作家学者化”、提升作家学历和综合受教育水平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模式。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鲁院的教学影响和教学效果。

无疑，从文学史意义来讲，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是一次晨星的聚集，同时又是一次光芒的发散。是鲁院对过去办班模式的一次总结和新的生成，也是一次指向未来的预判和深沉思考。这些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他们的青年时代，此次学习仿佛重新确证直觉，为他们找回了闪亮纯粹的文学之光。研究生班对国内创意写作的开展也提供了先验实践，作家能不能培养，那时已经在摸索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