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凝聚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城池。”2020年，由明永乐帝朱棣宣布始建于公元1406年，建成于公元1420年的“紫禁城”六百岁了，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也迎来了成立95周年纪念。故宫六百年历史载入了新的一页，而这一页对多年来以故宫为主题进行书写、研究和传播的作家、学者、纪录片编导，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来说，也终将难忘。这一年，祝勇出版了两部新作，一本《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总结了作家20余年来以故宫为“精神原乡”的写作，另一本《故宫六百年》则以空间布局为序，通过对紫禁城几百年营造史与发展史的追溯，贯穿起五千年中华历史长河中的民族文明史与心灵史。从《故宫的风花雪月》中的器物文明到《故宫六百年》的全面抒写，几十年来，祝勇用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建起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时空之网与意义之网，试图以此来打捞历史，完成一个文化学者以当代视角对古老文明进行的独特解码与重述。
“它是中华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记者：今年，您故宫主题写作的“集大成”之作《故宫六百年》出版，全书首次将故宫作为一个整体，以其建筑布局为序，在时间长河的讲述中串联起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这次跨度近5年的写作又是以您二十多年来对故宫文化的研究与书写为基础的。故宫建筑及其包蕴的文化思想中最触动您的是哪方面？
祝勇：故宫建筑本身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承载，其中体现的中华文化的多元融合是故宫建筑群的最大特点。紫禁城的空间布局形式中承载着一种“天人合一”的秩序关系。东西南北中，五行搭配五色，中国的美学、哲学都包含在其中。比如五行的象征，金水河属金，从西边而来，象征西方的昆仑山脉；东边属木，代表生长的力量，所以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布局了文华殿等象征王朝未来的建筑。而太和殿属土居中，象征着王朝的命脉。北京是天下之“中”，紫禁城是北京之“中”，这个“中”的概念又体现了我们民族对于秩序的寻求和理解。同时故宫又不是按照某种单一文化礼制建造起来的。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但同时又有阴阳、八卦等其他思想成分及文化元素在内，甚至一些西洋文化在故宫建筑中也有体现。这些多元文化在故宫里没有杂乱无章、各自为政，或是互相排斥、互相矛盾，而是有机融合，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有韵律感的美，形成了总体上和谐的一个“和声”。而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中的“和”字，又是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之“和”的一个很好提炼，“和”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故宫就很好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故宫，更多还因为故宫本身的独特性，故宫现存文物总量186万件套，这些文物贯穿了从新石器时代到今天的中华文明史，这些文物代表着我们文明当中曾经最辉煌灿烂的部分，这是故宫独一无二的价值，而这其中，紫禁城又是故宫所有文物中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人类星球上规模最大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也是规模最大的古代皇宫建筑群，从建筑到文物，故宫都是中华文明无价的见证。
记者：您曾说，“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伟大成就了这座城的伟大”。在《故宫六百年》里，您着力书写了隐忍、宽容、牺牲、仁爱等中华文明中的正面光辉是如何永恒照耀着这座古老宫殿的。这种“温暖的写作”与世纪之初您以《旧宫殿》为代表的一些写作形成了某种对照，这种书写上的转向是如何发生的？
祝勇：在刚开始介入故宫主题的写作时，我曾对紫禁城中发生过的某些历史片段或历史的某些方面进行过批判式的书写，但在多年的写作中，我也同样坚定着另一点，那就是认识我们的文明或者文化需要从整体上去观照、判断。紫禁城的建立在“美”的原则上还体现着道德原则与道德诉求，但在六百年的历史进程与各种风云际会中，这些诉求能否完全实现却受着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这本新作中我想去写一写紫禁城中的人性光环与温暖。比如我写了明清两代帝王的孝道，像是康熙对并非生母的孝惠章皇太后一生的孝顺等。中华民族的儒家文明中一直就承载了很多正面的东西，孝道就是其中之一，清朝作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入关后建立的王朝，能完全接受儒家文明的价值观，并体现在皇帝身上，就说明了文明的力量。再比如我写了明孝宗朱祐樘的一生传奇，他的“弘治中兴”是其登基后留在史册上很亮丽的一面，但在其政治生涯的背后，他最初的生命却是靠着宫殿里一群籍籍无名的宫女、太监等小人物的冒死护佑才得以留存的，那些看不见的手与发自生命中本能的“善”的默契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十分感慨。我还写到了故宫里一代代文人对中华文化始终不灭的信念。在书中第九章“一座书城”里，我写了咸丰四年（1854年）杭州私人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于城内旧书店发现了曾被太平天国炮火所毁的杭州文澜阁所藏版《四库全书》残页，由此在民间发起的长达7年的《四库全书》搜寻补录工作，并于光绪八年（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后，将补抄整理后“几复旧观”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的前尘旧事。从中显露出了中华文化那种令人震撼的力量，这样的群体行为无人要求，完全出自一种自觉自发的使命感，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文化传承的信念却从未中断、磨灭过，这就是我们的文明能生生不息传到今天的原因。
“写作是深度体验文化的一个过程”
记者：您曾将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写作生涯分作三段，其中以故宫为主题的起于新千年伊始。2002年您辞去公职并开始了一段“游学”生活，这段经历对您之后的写作产生了怎样影响？
祝勇：今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故宫系列”著作已有9本，这些作品囊括了我这些年故宫主题写作的主要部分。其中既有讲文物的《故宫的古物之美》（共3本），也有讲涉建筑及其背后历史的《故宫的隐秘角落》，还有《故宫六百年》这样比较综合的作品。从创作历程看，向故宫逐渐聚焦的写作主要发生在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这10年我遍及全国各地的游走不断激发着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并自然地形成一个汇聚，将我的目光引向故宫。回忆那段行走，最真切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看到了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鲜活印记。我看到了最传统的造纸法、最古老的花布印染工艺等，这些技艺至今仍在当代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这让我充分感受到了传统文明之美并激发了我极大的创作热情，同时我也感到，传统文化的面向实在太广阔了，需要找到一个可深入持久去挖掘的聚焦点，后来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我重新发现了故宫，发现了故宫里汇集的传统文明的精华。这样的经历让我后来从红墙外再回归到红墙里进行研究与叙述时，就始终保持了一个开阔的视野。再后来我写《远路去中国》，从世界的视角来对故宫文化进行体验与阐释，这种展开就更加立体、深入与广阔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体认过程。面对故宫这样的庞然大物，该用什么方式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摸索学习及不断地加深认识的过程，是一个深度体验文化、产生变化的过程。
记者：作家宁肯曾说，您的写作将他心目中“知识层面的、常识中固化的故宫”变成了与个体相关的，可以感同身受的动态的故宫，这样的写作特色是如何形成的？从2013年出版的《故宫的风花雪月》开始，仿佛从中可以看出您在文化书写方面的宏大企图。
祝勇：我的《故宫的古物之美》中以收录的18篇散文讲述了18件不同门类故宫文物的前世今生。在这些文物的背后，我想写的是整个文化这条河流大的流动，在我眼中，这18件文物并不是海面上孤立的一座座孤岛，它们背后依托的是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海平面以下，岛的下半部跟整个大陆相连，我不想把它们从宏大历史中剥离出来变成彼此没有联系的讲述，我想搞清楚他们各自的位置与彼此的关联，创造一个大文化的视角去解读故宫文物，这个视角可能基于中华文化，甚至要超越中华文化，从世界人类文化的视角，把文物当作一个文化现象去写，超脱绘画、书法这些具体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史本身的研究范畴，在人类文明、文化的层面上去重新观照这些历史古物。
我一直认为，写作不能去重复别人。写故宫文物，从文化背景上来看，我是从艺术学、从外部进入故宫的，所以我的解读方法和角度一定也与“专业”写作有所不同。对艺术而言，“审美”和历史学、哲学都是可以打通的。比如我笔下的《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这些作品有很多前人研究过，但我选择在一个无限展开的空间里讲述它们以更好地发挥我的特点。比如《韩熙载夜宴图》中我就提出了“最后的晚餐”主题，比如我写《十二美人图》，从它们跟雍正皇帝之间的关系入手，在解读中纳入了拉康的镜像理论，把“美人图”看作是雍正内心的自我指认。它们是一面镜子，借助这样的 “媒介”，雍正得以确认自我，并通过这样的映照反映出其内心另一个理想的自我，这种解读偏离了纯粹的文物鉴定角度，以及艺术创作、艺术史的视角，通过跨界融合，我想把这些艺术品从一个狭窄的领域里“拉”出来，在我的知识结构中对文物进行新的阐释。这些阐释是基于真实史料的非虚构写作，每段故事情节甚至细节都有依据，但我不愿意机械地去复述历史，而是要带着当代人的思想和视角去打捞历史中的人物，这种写法本身又是文学的方式。历史学注重真实，文学关注的则是事实背后的人。作家只有抵达了这个“人”，其叙事和言说才能够真正完成。
“创造过这样辉煌灿烂文明的民族，
是不可能轻易被打败的”
记者：在《故宫六百年》的最后一章，您饱含深情地写到了老一辈“故宫学人”的风采及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伟大壮举与艰辛。可以说，故宫博物院从成立之初就是建基在对文物的研究与保护之上的。
祝勇：“故宫文物南迁”对今天很多普通人来说已比较陌生了。但对故宫博物院甚至对我们国家的民族文明史来说，这都是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它指的是从1933年2月开始，为躲避日寇铁蹄，北平故宫博物院决议把部分主要文物迁出北平的一系列文物保护行动。这些文物后来辗转迁徙途经了大半个中国，搬运转移文物共19，000多箱，当中还包括当时颐和园、国子监等其他文物单位的部分文物，整个文物迁徙规模的浩大，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在那样一个战乱的条件下，其中的艰辛也是难以想象。那时“故宫人”有一句话，“人在文物在”，所以才有了后来这些文物从北京走到南京，走到四川乐山、峨嵋再到贵州等地，经历战乱却没有丢失、基本没有损坏的奇迹，这不仅是故宫的奇迹也是我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去年故宫博物院申报国家重大课题的项目《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已获得通过，因此今年我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作为总导演推进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完成。此前，我们已做过很多资料挖掘与整理工作，这些资料从故宫现存的很多档案乃至地方档案馆的相关内容中一点点挖掘出来，内容十分浩瀚。整个南迁过程长达十八年左右，空间范围波及大半个中国，甚至还涉及到一些国外地区，因为在南迁过程中，我们一边“迁徙”一边还在沿途的贵阳、重庆、成都、上海这些大城市办展览，通过展览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人对抗战必能取得胜利的民族自信。这里边还涉及当时如何认识故宫文物价值的问题。溥仪退位后，国人对故宫文物的认识一度还存在一些争议，也有人认为故宫文物是封建帝制的象征，承载的是负面的价值。但是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后，那一代最初的故宫人一直就坚信，故宫里所有的文物承载的都是中华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因为创造这些文明的是中国文化，所以它们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也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这些展览陆续举办，并且每次都能引起巨大轰动，其中一部分展品还被送往国外，通过对外展出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赢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通过这些方式，那一辈“故宫人”想让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民族，中华文明历经无数劫难依然走到了今天，文明没有消失、泯灭，没有断流，依然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所以这样一个民族是不可能轻易被打败和征服的。
记者：今年初，您所在的故宫博物院影视所更名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改名后您作为所长有何思考？
祝勇：故宫博物院现在提出了未来要向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活力故宫、数字故宫4个方向努力建设的目标。在我看来，今天的故宫的确越来越有活力了，而这个活力的基础还是学术。在今天，故宫文化的传播更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导向以及学术上的严谨。网络时代哪怕有一帧、一个字的错误，也可能会被截屏在网络上传播，所以我们必须得有责任感，必须传达正确的信息。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用一些年轻人更喜欢的方式，同当下的传媒变化相适应。比如前年《上新了，故宫》第一季，我们跟电视台共同合作，首次将文化综艺节目引入故宫，这在全国博物馆系统中都属前卫探索。又如今年疫情期间我参加的“613”故宫“云观展”线上直播，后来收视率据官方统计达到了两个多亿。当然这只是整个故宫文化传播中的一小部分。包括9月以来正在故宫举办的《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和 “苏轼主题书画特展”，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吸引着国内外的极大关注。现在，对故宫感兴趣的人从原来中老年人、旅行团居多正转向年轻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但年轻人有时对传统文化了解不深，常停留在表面，所以在文化传播方面我们就应去寻找更合适的方式引导他们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使其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像我们现在正做的“南迁”纪录片也在贯彻这样的想法。我们还在不断尝试，希望能逐渐找到一种新的更适宜的模式去表现这样一段宏大的历史。
这些年故宫博物院还办了很多大事，其中有很多都是不为外人所知的基础工作，比如自2001年申奥成功次年启动直至今年才完成的“百年大修”，还有2004年开始的长达7年的文物清理工作等。当年郑欣淼院长下定决心带领全院进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彻底的故宫文物清点工作，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胆有魄力的决定。这其中牵涉的很多工作都非常复杂，比如连最简单的除尘和搬运工作，都因关涉到文物的保护而变得非常麻烦，很多重体力的劳动也不能交给别人，只能由故宫员工们自己来做。所以故宫人在许多方面都为故宫做出了很大贡献，7年后开总结表彰大会时，很多人当场流下热泪，因为这些年来实在太不容易了，终于完成了那样一个重要使命。那些工作将为今后故宫的发展与文化传播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所以这次纪录片完成后我还准备继续写写跟故宫有关的知识分子等。我们第一批在故宫工作的学者中很多是北大教授，比如第二任院长马衡等，他们作为五四新文化培养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把当时西方现代的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学科带入了故宫博物院，他们的到来使博物院从建立之初就打下了扎实的学术根基，也正是这些人，在当年那样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故宫文物的价值，他们心中有着一个信念，发自内心地觉得要保护好民族的文物，这不仅仅是完成一个任务，而是完成一项使命。这使他们在整个南迁过程中非常坚定，也因此才能克服那么多不可想象的困难。今天看来，这无数微小个体身上汇聚的精神与力量也正是我们中华文化与文明得以传承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