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广西文学始终与国内文艺的大思潮保持着或隐或显的共振关系，其中难以合流与化约的剩余物，便是异质性的所在。可以说，当代广西的乡土叙事在将自身投入国族乡土变革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显露出偏倚或超离的质地，并从内在文化土壤生长出新的块茎，在边缘化与同质化的双重夹缝中确认并表达自身，从边地出发而又试图突破边缘的困囿，真正于叙事结构中熔铸一种异质性的存在。广西文学不仅分享了中国文学的形式革新与文学潮流，还开掘了内部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加之文化突围过程中不断展示的先锋话语，最终实现在语言、形式、伦理上的立异标新。在我看来，当代广西乡土叙事所突显的边地书写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二重参照、善恶的俱分熔炼以及灵魂肉身的歧异分合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边地的异质并不仅仅局囿边缘之境本身的价值呈示，恰恰相反，是要突破边地的畛域，甚至于取消边缘与中心的二项对立，进而重构一个文化的镜像与征象，真正面对并处置广西、中国以至世界的命题，直面现代主体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归处，思考传统/地域/民族文化的固有与开新，以“异质”为标识性出发点，从边地走向大境界、大天地。
一
T.S.艾略特指出，真正与传统建立关联的写作，并非可以轻易达成，不仅需要形成“对于永久和暂时合起来的意识”，而且需要通过创造性的书写，推动“新与旧的适应”。当代广西的乡土叙事便是通过独异的语言形式，借由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性因素的勾连介入，使传统的乡土世界得以完成当代重构。陆地的《美丽的南方》《瀑布》《故人》等小说，以乡土广西为核心牵引大历史的风波与风云；李栋、王云高的《彩云归》，李英敏的《椰风蕉雨》《壮嫂》，陈肖人的《黑蕉林皇后》等透露出来的浓郁的民族气息既寻常普通又充满奇崛神异；韦一凡的《劫波》《姆姥韦黄氏》，潘荣才的《板雅坡上》，常弼宇的《歌劫》，梅帅元的《红水河》等，将广西本土的寻根文学探索推向深入；李逊的《河妖》《蓝蚂蚁》《伏羲怪猫》，张宗栻的《山鬼》《大鸟》《流金的河》等，诡秘丰富的地方性叙事着上了浓重的先锋色彩。以至上世纪90年代末及新世纪，当代广西乡土叙事中的异质性愈加显豁，后现代书写不断解构着既定的乡土视景及其价值系统，城乡二元分化/对立式的聚焦叙事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形态，隅居其间的人们既流连怀恋边地乡土，又不得不遭受身心异离的精神处境；对城市满怀向往，同时又难以抵御其中销金蚀玉的现实冲刷，如是之双重疏离，构成了边地叙事的精神与文化张力。
乡土叙事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新世纪的边地广西，如何创造新的可能性与异质性，成为甚为迫切的命题。东西的小说有如一根硬刺，能够刺破生活的与情感的虚伪，穿透温情脉脉的现实假象，直视命运的悲剧与苦难。在东西那里，城乡之间的转轨所造成的文化的经济的落差，形成了一种时代的隐喻，不仅意味着每个个体情感结构的变动，更代表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选择的想象性转圜。东西小说的异质性体现在生命的嫁接与意义的拼贴上，《篡改的命》将乡土的与底层的生命拼贴接入城市的与上层的轨迹之中，揭示了新世纪前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血泪史。在《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们的父亲》中，东西展示了对乡土人性及其言说形态的探索，形而上的“语言”之思不仅塑造了人的生存和交往方式，生存与死亡、存在与缺憾等命题不断被述及，尤其在城市的生活延展与乡土世界的自洽存在中，东西寄托了更为深沉的思考。
李约热的《李壮回家》以叙事者“我”的视角，讲述弟弟李壮离乡/返乡的精神历程，小说的最后，当李壮中秋归来时，家乡已不复存在，而城市也击垮了他，在现代都市文明与故乡精神崩坍的两重冲击下，人物精神的整全性荡然无存。此外，李约热的《侬城逸事》还提供了一个城乡二律背反的叙事框架，人性与人心之不可推测成为了现实常态，然而小说最终还是通过精神的强度重新整合地域和文化的偏差。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以“我”的视角，将丧妻的陈村及其子女晓雷、晓雨等线索交织起来，乡土世界无论是人际还是土地伦理，都遭遇了沉重的危机。在《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等小说中，完整的人性被拆解为零落的碎片，法律与公正被潜在的罪罚所代替，然而在此过程中，现代性遭遇的阻隔不断在乡土与城市的二律背反中呈现出难以取消的存在。光盘的《重返梅山》通过爷孙两代人的参照性叙述，让来自城市获得了商业成功的“我”回到传统乡土，与内心的道德标杆爷爷及其革命历史相遇并产生深切认同。
可以说，广西作家在面对城乡之间的二项分化时，表达出了因袭尤深的乡土价值系统在现代话语的冲刷下略显疲态与倍感不适的颓败感，不同的价值参照系统在当代广西的乡土书写中得以并置而存，呈现新的现代性姿态，由此分化出异质性的精神旨向和叙事伦理。可以说，城市与乡土的各自延展及其在交叉交互中引发的精神坍塌与重建，成为了边地叙事新的乡土镜像。
二
广西的乡土叙事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上岭村、野马镇、蛋镇、红水河、鬼门关等，表现出区域重塑与文化再造式的切割，然而事实上彼此又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勾连。不仅如此，当代广西乡土叙事还往往引入外部的他者视角，构筑新的参照系，城乡及乡土内部之间形成合力，成为了人物主体命运新的精神坐标。从内部看，传统与现代的交相冲击对于边地乡土乡民的人性善恶，往往通过苦难的关切和悲悯加以表达，在此过程中，善恶不是截然区隔的，也不是简单的法律审判和道德评断，而是乡土伦理的现代映射，是文本世界内部的价值取向，不仅关涉人性命运的艰难抉择，更牵引出新旧时代交合中的挣扎和坚守。
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中，在不同的价值判断系统尤其是审判关系之中，乡土世界的伦理指向开始变得模糊，生死由谁定夺，善恶何以区分，小说在可疑与可信之间摇摆不定。《天等山》《寻枪记》《我们的师傅》等独具一种浓郁的民间草莽气，个中人物时常被置于法律的、政治的与商品经济的多重冲击之中，通过传奇性叙事呈现当代乡土世界的伦理围困。映川的《狩猎季》讲述了生活在城市中的李绿、周启等人与处长董固业之间的官商勾兑，他们结伙上云霄山猎鸟，而与他们相对照的，是李绿的农民舅舅舅妈、作为鸟类保护者的表弟许宽道以及高校教师苏玉石等形象，城乡之间形塑了两种人物形象序列，以此完成价值的与文化的批判。王勇英的《水边的孩子》《弄泥小时候》等作品，将善美的乡村风情与纯粹的孩童视角相融汇，形构了边地乡土的新世界。
在现代性的视域下，乡土的精神伦理更显得模糊，但是模糊不代表不可区隔，恰恰相反，模糊本身意味着能够不断辨析着原本混沌的所在，当代广西的乡土文学将丰富复杂的元素纳入考量的范畴，由是而产生了种种难以抹除与归化的异质性。也就是说，善恶不是简单的道德、法律断定，必须掺入更为多元的价值序列之中，不断与之周旋、与之商榷。东西的《后悔录》、凡一平的《撒谎的村庄》、李约热的《我是恶人》、朱山坡的《懦夫传》等作品，将谎言与真相、勇毅与懦弱、善良与邪祟之间的复杂纠葛展露无遗，但又并不完全沉湎其中，而是对大的历史时间与城乡空间加以审视，或解构，或翻新，不断实现超越与克服既定的价值范畴，由此构成边地乡土的异质性叙事。
三
在城乡、善恶中不断周旋的人物躯体/灵魂间的交流互阐，同样成为了当代广西乡土叙事在聚焦人物主体内部时的一种文化表达。现代性叙事在边地表达中不仅体现在表面的民俗、地景、生活形态，更是切入到人的情感和意志的深层，窥探他们的精神焦灼与现实期冀。田耳的《金刚四拿》嵌入边地乡土的生与死的场域，罗四拿从城市返乡，最终成为村里声望颇高的抬棺八大金刚，在小说中，接续传统的因素不再只是出自乡土传统自身，而是具有某种现代性的表达，罗四拿的进取、坚定及其精神视野，照亮了五四以来知识青年的返乡之困。黄咏梅的《何似在人间》中，廖远昆是松村最后一个为死者净身的搓澡人，“如今他没了，松村的死人该怎么办？”小说聚焦于乡土中国的传统的失落，失去了死生之际的修饰、抚慰与摆渡，生命将何以保持最后的尊严和想象。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讲述的是照料行将就木的老病者的饮食起居的女性，乡土世界人性的辉芒在人身体的明灭中闪烁。而《蛋镇电影院》则是将乡土的写作延展至城乡结合的小城镇，荀滑、凤凰、阮囊羞、胖子章，等等，无不身近意杳，从边地走向无远弗届的世界。陶丽群的《七月之光》展现了人物精神的与生理上的创伤如何通过情感的抚慰与精神的强力得以修复，也就是说，个体的灵魂标高竟然能够将身体的缺憾加以疗愈，这是一种自然的与文化的隐喻，其中的异质性如大山般奇崛。黄佩华的《生生长流》中，红水河畔绵延百年的农氏家族，“身”世飘浮与乡土之灵完好契合，是壮乡的浮世绘，也是民族的精神史。
新世纪以来的广西乡土文学，一方面不断延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现代性抒发，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精神状貌。中国乡村主体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完成了新的建设，无论是乡土的地景风情，还是农民的生活实际和精神面貌，都历尽转变，从而使得边地文学视阈中的乡土中国展开了新的形态。李约热、红日都曾经有过长期下乡扶贫的经验，在《人间消息》《驻村笔记》中，写作者真正将身心投掷于乡土世界，他们将灵魂与肉身寄寓乡村和农民，将小说推向更广阔也更深邃的境域。
四
不得不说，当代广西乡土叙事蔚为大观的异质性景象，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更非局限于简单的叙事策略和话语姿态，而是始终凝视当代广西以至中国最为迫切的命题，啃一啃那些现实中难以下咽的骨头，正视不可直视的幽深曲折的人心人性。广西文学固然并不否认自身的边地与边缘处境，也坦然地面对着城与乡、善与恶、灵与肉等现实遭际中的弥合分裂。萨义德曾提出“边缘人”的概念，其既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也是文学叙事的伦理姿态，如是亦构成了当代广西乡土叙事的精神核心：立于边缘以形成冷峻的审视，处于边地而建构批判的视野，毫不回避社会的与文化的当代性难题，将其中不可取消的共谋与纠结、异见与分化、退让与隐匿和盘托出。
可以说，在当代广西乡土叙事的内在格局中，无论是革命历史、寻根探索、先锋实践，还是当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新现实状态，边地的书写不断在探询不可复刻的异质性存在，这是边地文学在左突右冲的精神求索中的文化价值所在，那些野气横生、纠葛矛盾、抗斗争夺、百折不回的形象，且歌且泣地在悲欢苦难中追及分裂或整全的自我，同时又在灵魂的妥协与进取中投入外在世界的变革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