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是非洲英语文学的重镇，其英语小说源流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非洲奴隶叙事文学。不过，由于奴隶的身份和出版资金的问题，多数奴隶作家所写的那些带有模仿性和自传性特点的叙事文本都未能及时发表，有的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无从考证。尼日利亚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英语小说创作始于1940年代后期，发展于1950年代，成熟于1960年代之后。第一代作家如赛普瑞安·艾克文西（Cyprian Ekwensi，1921-2007）、阿摩司·图图奥拉（Amos Tutuola，1920-1997）、提莫司·阿卢科（Timothy M. Aluko，1918-2010）等人辛勤开拓、笔耕不辍、硕果累累。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1-2013）是第一代作家的领军人物，其长篇处女作《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无疑是1950至1960年代尼日利亚乃至非洲英语小说的典范，作品用一种浪漫主义与“传统主义”，或者说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杂糅的创作手法，重塑了非洲的历史与传统，拆解了西方殖民主义作家如乔伊斯·凯瑞（Joyce Cary，1888-1957）、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建构的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非洲形象。
如果说，1950至1960年代尼日利亚英语小说家倾向于从非洲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中去寻找创作灵感和题材，表现“非洲性”及非西文化冲突，那么，1970至1980年代作家们则更为关心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结束之后尼日利亚的社会现状，尤其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贫困、饥荒、疾病、官员腐败、部族冲突等社会问题。他们相信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特别关注集体的命运，重视不同种族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阶级之间、性别之间的对立与纷争，所以他们的作品通常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阿契贝曾说，写作是一种非常政治的行为，任何形式的写作都与政治有关。阿契贝所倡导那种把文学审美性与政治敏感性相糅合的创作理念不仅体现在他本人后期的作品如《荒原蚁丘》（Anthills of Savannah，1987）的创作中，而且也受到不少第二代小说家如塞巴斯提安·梅祖（Sebastian O. Mezu，1941-）、费斯特斯·艾亚伊（Festus Iyayi，1947-2013）、奥比·伊戈班纳（Obi Egbuna，1938-2014）、艾迪·伊罗（Eddie Iroh，1946-）、伊斯多·奥克佩霍（Isidore Okpewho，1941-）等人的推崇。
1990年代，尼日利亚第三代英语小说家已崭露头角，有的甚至已经稳步进入英语国家的重要作家之列，比如1991年以其魔幻现实主义力作《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获布克奖的本·奥克瑞（Ben Okri，1959-）。奥氏在《饥饿的路》中利用非洲约鲁巴文化中的“阿库比”传说，巧妙将现实世界和幽灵世界连接起来，用史诗般的魔幻场景向读者展示了尼日利亚独立前后下层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需要指出的是，与奥克瑞同辈的新一代年轻作家的成长环境与他们的前辈作家相比有较大的不同，他们中有不少人年少时就到英美等国接受教育，成年后长期旅居海外，熟稔西方文学文化传统，但对非洲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自然缺乏一种切身的体验，所以脑海里只有一种比较模糊的记忆。他们被誉为“后殖民的孩子”，其作品中对家乡和故土的空间书写相对而言非洲味不是那么浓烈。他们的创作手法有别于那些深深扎根在本土历史与文化的前辈作家，虽然也乐于探讨尼日利亚乃至非洲存在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但倾向于用一种“越界”（跨国界、跨种族、跨文化）的视角进行创作，他们的思想顺应了后现代与全球化时代的多种潮流与变化，表现出一种多元化与开放的特点。另需注意的是，这些具有后现代意识的作家在重现尼日利亚（非洲）社会生活与现实复杂性的时候虽然有一种试验性的特质，但他们与西方那些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同，他们既不醉心于探讨因生命本体的绝望而产生的痛苦和虚无，也不书写个体内心的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感受，而是侧重表现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产生的焦虑与愤懑，政治批判色彩依然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小说是非洲版的“新现实主义”作品。
新世纪以来，尼日利亚英语小说家的创作频获嘉奖，成绩斐然，令人瞩目，但总体上看与1990年代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家们也乐于用试验性的笔触书写母国及非洲的历史、文化与现实，他们的作品蕴含了一种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人文主义品格。不过，由于尼日利亚内战（1967-1970）之后社会动荡不安，生活无所皈依，新生代年轻作家选择背井离乡，到英美国家追寻他们的文学与人生之梦；他们在努力继承和发扬前辈作家所构筑的文学传统的同时竭力发挥他们“离散”（Diasporic）写作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与教育背景，那些旅居海外的文坛新秀在书写母国及非洲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时也不拘一格、各具特色。从主题思想上看，有的作家特别是女作家侧重后殖民语境下女性经历与体验的书写，如奇玛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N. Adichie，1977-）和海伦·奥耶耶米（Helen Oyeyemi，1984-）；有的侧重对尼日利亚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的讽刺与批判，如赫朗·哈比拉（Helon Habila, 1967- ）、欧凯·恩迪比（Okey Ndibe，1960-）和克里斯·阿巴尼（Chris Abani，1966-）；有的侧重对战争历史的重构与反思，如奇玛曼达·阿迪契和尤佐丁玛·艾威拉（Uzodinma C. Iweala，1982-）；有的侧重跨国语境下尼日利亚人身份归属问题的探讨，如奇玛曼达·阿迪契、海伦·奥耶耶米和特鸠·科尔（Teju Cole，1975-）。从作家的年龄和教育背景上来看，有的年轻时就名满天下，如海伦·奥耶耶米发表她的长篇处女作《遗失翅膀的天使》（The Icarus Girl，2005）时只有二十出头；有的大器晚成，如欧凯·恩迪比发表他的《雨箭》（Arrow of Rain，2000）时已到不惑之年，瑟斐·阿塔（Sefi Atta，1964-）发表她的《所有的好事都会来的》（Everything Good Will Come，2005）也已年过四十。从创作手法上来看，有的喜欢直面惨淡的社会现实，如赫朗·哈比拉；有的喜欢展示心理现实，如特鸠·科尔；有的喜欢用哥特式寓言透视社会与人生，如奇戈希·奥比奥玛（Chigozie Obioma，1986-）；有的则喜欢用后现代的叙述手法审视现实与历史，如比伊·班德勒-托马斯（Biyi Bandele-Thomas，1967-）。
尼日利亚文坛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年轻一代的小说家正以一种傲人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他们的身后曾经有多少文学前辈用期待的眼睛关注着他们的成长。2013年3月，“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驾鹤归西，这些优秀的年轻作家中谁将成为他真正的接班人呢？有人看好本·奥克瑞，有人强烈推荐阿迪契，有的人则说奥比奥玛更有潜力。笔者以为，伟大的作家要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现在要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恐怕为时还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