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过去仅指“十月革命”前的历史阶段，即常称的“俄国”，如今兼指苏联解体前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开始有诗的时间，不但远晚于埃及、波斯、中国、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世界文明古国，也晚于英、法、德等西欧国家，但是，自从在自己的诗空升起普希金这轮永不落的太阳以来，俄罗斯一直以泱泱诗歌大国的雄姿屹立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北半部而受到举世的瞩目。
包括俄罗斯诗歌在内的俄罗斯文学，和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学一样，起步于民间口头文学。基辅罗斯的建立为书面文学的产生创设了条件。于是，俄罗斯人民凭靠自己日益完善的语言，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学，先是歌谣、神话、民间传说等口头形式，最后将它们进行艺术加工而成为书面文学。但民间口头创作并未因出现书面文学而消失，而是与之同步并存。普希金给予俄罗斯民间口头创作极高的评价：“这些故事有多美啊！每一个故事就是一首史诗！”
古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乃是12世纪末由佚名作者创作的史诗《伊戈尔出征记》，全诗描写1185年诺夫戈罗德—塞威尔斯克的公爵伊戈尔出征南方，波洛夫人兵败而被俘的悲剧。史诗标志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并展示其爱国主义这一主要特征。另一部具有抒情色彩和史诗气概的作品是《顿河彼岸之战》，它描写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大败统治俄罗斯长达240年之久的蒙古军。
17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开始打破中世纪的格局。身为僧侣的宫廷诗人西梅昂·波洛茨基创制了俄罗斯诗的新体裁——音节诗体。虽在内容上只是些宗教诗，但他让每行诗都有13或11个音节，使俄罗斯诗具备了音节诗的体裁，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进步，而让西梅昂·波洛茨基的音节诗体更符合俄语的重音音节诗律的则是瓦西里·基里洛维奇·特列佳科夫斯基。
俄罗斯诗歌的真正改革践行于18世纪的杰出诗人杰尔查文。别林斯基曾说过：“杰尔查文已把康捷米尔派和罗蒙诺索夫派融为一体。他既重讽刺，也重歌颂；既重批判，也重肯定。他既是君主专制和农奴制的拥护者，又确信诗人应该阐明真理。”普希金说：“杰尔查文是俄罗斯诗人之父。”
18世纪的俄罗斯诗歌传统包含着两个相反相成的倾向。一个是以罗蒙诺索夫为代表的派别。他们认为作家不应该按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而应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但后来被反动文人诬蔑为“粉饰现实”“逃避现实”。另一个是以康捷米尔为代表的派别，他们认为文学应该反映“赤裸裸的真实”。这一派的讽刺倾向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十二月党人、格里鲍耶陀夫、普希金等人正是在继承上述两种相反相成倾向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实现自己的文学辉煌的。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所引起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创了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贵族革命阶段。当时，一些保守的贵族对社会的动荡流露出悲观情绪，消极的浪漫主义应运而生，以茹可夫斯基为代表，它源自感伤主义，追求内心的自由，宣扬神秘的宗教观念，以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为特征。与此同时，在贵族革命作家中涌现出反对宗教、颂扬自由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如雷列耶夫、普希金等人。此外，克雷洛夫的寓言诗、格里鲍耶陀夫等现实主义者阵营与上述两派诗歌呈三足鼎立。
这时，俄国文学的真正奠基人出世了。高尔基说：“普希金是俄罗斯的伟大人民诗人……是在诗句的魅力以及感情和思想的表达力上迄今尚无匹敌的诗人；这位诗人乃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始祖。作为天才的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对世界文化提供了无可估价的贡献。”
普希金在19世纪20年代下半期完成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用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铺设了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基石。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创写了15个“第一”的纪录，以多栖的天才探索，不断完善优美的俄罗斯语言规范，成为近代俄罗斯文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继承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歌颂自由、反抗暴政传统的，是被一首《诗人之死》催生的另一位天才诗人莱蒙托夫，这是一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都有所建树的俄罗斯作家。他用诗的审美方式的内驱力独辟世界散文叙事的新路子（《当代英雄》），一度雄踞世界文坛，为祖国争得殊荣，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力。
与普希金同属一个时代，但发表作品晚于莱蒙托夫的外交家诗人丘特切夫有着独特的贡献。他认可社会的变革，但惧怕革命。他善于刻画季节的变化和心灵的不安。他和另一位大诗人费特的区别在于，费特止于捕捉对自然的瞬间感受，丘特切夫的爱情诗和风景诗都饱含炽烈的感情和深沉的思考。
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夕，俄罗斯文坛和诗坛上展开了现实主义派和纯艺术派之间的激烈论战。前者认为不存在“为艺术而艺术”，一切为了提高人民的地位和物质生活；后者则认为文学应当表现“永恒”的主题，那些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现实主义诗歌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19世纪末的俄国危机四伏，民粹派运动的被镇压并未消除俄国的政治危机。这种阻碍俄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农奴制残余的危机，促使俄罗斯觉醒的知识分子从思想文化到文学艺术苦苦寻找拯救社会的良方。作为社会良心的诗人还深感另一种危机：现实主义派（主要指民粹派诗歌）对现实的反映力求精确，将使诗意荡然无存。一批俄国诗人通过亲自译介，将法国象征主义移植到俄国这块正弥漫着世纪末情绪的精神土壤上来，通过与本土的丘特切夫、费特的传统的嫁接而使它成为具有俄国特色的象征派诗歌。
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坛上，在由象征派领潮的各现代主义流派存在的同时，还存在着与现代主义相生相克又相得益彰的非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以布宁（又译蒲宁）为代表的知识派诗人，以高尔基为代表的革命诗歌先驱，以别德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诗人，以克留耶夫为代表的新农民诗人（有别于以柯里佐夫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诗人）。
如果说，多元互补、万紫千红的俄诗“白银时代”，是20世纪俄诗的全景性辉煌，那么，此后长达60多年的苏联时期便是一道俄诗跌宕起伏、复兴与回归交织、高峰与低谷轮回的风景线。
苏联时期确实在“肃反”扩大化的过程中错批了不少诗杰如叶赛宁、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甚至镇压了一批诗歌精英如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等人，但在反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大批杰出诗人创作了无数动人心魄的长诗和抒情诗，如英贝尔的长诗《普尔科沃子午线》、阿赫玛托娃的组诗《战争的狂飙》、伊萨科夫斯基的抒情诗《喀秋莎》《灯光》、西蒙诺夫的抒情诗《等着我，我定能归来……》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给叶赛宁、阿赫玛托娃等一大批诗人正名外，不少年轻诗人继承并弘扬了“白银时代”前辈诗人的现代派手法的艺术传统。
在国内迅猛的政治思潮的激荡下，在科技革命的国际文化背景之上，20世纪“解冻”后的五六十年代的苏联诗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的艺术浪潮：思考的时代所换来的永恒主题和反对个人迷信所催生的人道主义的浪潮，以及丰富心灵的需求所涌起的“自我表现”的浪潮。这三股诗潮在诗人群体的创作倾向上的具体表现，便是20世纪下半叶苏联诗坛上的三大流派：以扎鲍洛茨基、马尔蒂诺夫、维诺库罗夫等人为代表的“智性诗”，以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文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响派诗”，以鲁勃佐夫、索科洛夫、日古林等人为代表的“静派诗”。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诗歌呈现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它源于探新、反思和回归的三重相互交织的推力。一是“探新”呈现朝现代主义的倾斜，表现为生活的缺憾感和人的隔膜感的流露，诗人主体意识的大幅度膨胀和散文化的新突破；二是“反思”成为现代主义倾向的催化剂；三是“回归”急需对现代主义的再认识，历史才是真理无情的鉴定者。60年代曾因写《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而遭到批评的叶夫图申科，经过二十来年的实践检验之后，在《布哈林的遗孀》中又把对斯大林的批判做了进一步的深化，结果是，先前的被告成为审判官，而先前的审判官竟成了被告。
俄罗斯诗歌在近200年间的崛起，外来诗歌的引进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倡导的改革开放，为引进包括启蒙主义、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在内的西欧文化开了绿灯，促成了19世纪前30年以普希金为旗帜的俄诗的“黄金时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化界在危急关头又主动与西方现代主义接轨，迎来了使审美取向发生重大改变的俄诗的“白银时代”，20世纪50年代苏联社会的“解冻”，引发了各种非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和侨民诗歌的回归潮，促成了20世纪俄诗第二次多元互补的局面。对外开放推动民族诗歌的繁荣，这是俄罗斯诗歌发展的第一个显著特点。
俄罗斯诗歌发展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诗的教化功能占有异乎寻常的位置。在沙皇统治时期，残酷的专制制度压得人民透不过气来，运用较隐蔽的形象思维手段奋起抗争的文学家们（首先是诗人），历史性地被拥上思想家的宝座，在人民中扮演着精神领袖的角色。在苏联时期，因置身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政府出于巩固新制度的需要，往往把诗歌和一切艺术的教化功能强调到排斥审美功能的地步，致使苏联时期除得益于“白银时代”的余波、卫国战争时期以及50年代“解冻”以后等阶段外，俄罗斯诗歌的审美功能严重萎缩。在俄罗斯诗歌史上，重教化与重审美的两大流派在普希金以后的各阶段始终没有停止过竞斗：革命民主派与纯艺术派、无产阶级诗人与各现代主义流派、大声疾呼派与悄声细语派此消彼长地角逐着。令人饶有兴趣的是，两种彼此对立的流派双双把源头追溯到俄罗斯“新文学之父”普希金这同一个人身上，因为他一方面继承与发扬了杰尔查文的公民性传统，另一方面又秉承与拓展了茹可夫斯基的抒情性传统，在斥专制与扬个性的两个领域里为俄罗斯诗歌树立了完整的典范。遗憾的是，完整继承普希金传统的人并不多，重教化轻审美的倾向往往严重干扰着俄罗斯诗歌艺术本体的运营规律。
忧伤酿好诗，悲剧出诗杰，是俄罗斯诗歌发展的第三个显著特点。俄苏的国情决定了不随波逐流的诗人永远处于特别受压抑的逆境。在沙皇专制时代，身兼人民的精神领袖的诗人首当其冲地被当局视为异类。而在苏联时期，身为民族文化精英和卫士的诗人在革命政治与传统文化的残酷搏斗中必然地沦为新的阶下囚。意不得伸、志不得展的诗人们往往用忧伤的情调宣泄心中的块垒。前卫的诗人们更是悲剧命运的负荷者。在俄罗斯诗歌史上，决斗、处决、自尽，几乎构成诗人悲剧命运的三部曲。普希金、莱蒙托夫英年早逝于谋杀性的决斗，雷列耶夫被绞死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古米廖夫、克留耶夫、曼德尔施塔姆、科尔尼洛夫等多人冤死于扩大化的“肃反”，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等多人在万般无奈中轻生，他们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同样都在用生命写诗，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笔无价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不仅是思想的，也是艺术的，因为忧伤美和悲剧美在俄罗斯的诗空中绽放出得天独厚的艺术魅力。
以上三个有关俄罗斯诗歌的特点，只是译者个人的心得体会，未必能概括俄诗的全部特征。把它写出来的目的，一是想为读者解读俄罗斯的诗歌多少提供一点赏析的思路；二是向读者交代一下译者选译这部诗选的理念根据。
汉译俄罗斯诗选必然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选材。要在浩如烟海的俄罗斯诗歌宝库中选译出能基本上反映俄诗发展状况的篇目，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好在这是普及性的选本，对于如何配合俄罗斯诗歌史的要求无须太高，重要的是尽量选出好的或比较好的而且包含多种风格流派、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诗。虽然限于篇幅只能以抒情诗为主，但也应该纳入少量最重要的长诗（叙事诗），哪怕节选也罢，以便让我国读者领略一下俄诗发展的整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