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是活跃于大正时代（1912-1926）、昭和时代（1926-1989）战前战后、置身于近现代日本文学顶点的作家，他以卓绝的感受性表现了日本人的心灵精髓，给世界各国读者留下深深的感铭（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除196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大奖，川端曾荣获颇多文学大奖如1944年的菊池宽奖、1952年的日本艺术院奖、1954年的野间文艺奖、1959年的歌德奖、1960年的艺术文化勋章、1962年的每日出版文化奖等。重新回顾川端康成的文学业绩及川端文学的研究史，对于把握20世纪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十分重要。
20世纪初，川端康成跟横光利一创刊了《文艺时代》杂志，借鉴西方的先锋派文学创立了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在欧洲的达达主义影响下，在以“艺术革命”为指向的前卫运动触发下，《文艺时代》与同年6月无产阶级文学创刊的《文艺战线》，形成了昭和文学的两大潮流。但“新感觉派”文学在日本文坛是一个短暂的文学现象，后期川端更多体现出日本式的唯美主义文学特征，小说富于诗性、抒情性，也有庶民性（浅草物）色彩浓重的作品且有“魔术师”之谓即衍化发展了少女小说等样式。后期许多作品追求死与流转中的“日本美”，有些作品将传统的连歌融合于前卫性，逐渐确立了融合传统美、魔界、幽玄和妖美的艺术观或世界观。他对人间的丑恶、无情、孤独与绝望有透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不懈探求美与爱的转换，将诸多灿烂的名作留在了文学史中。不过，新感觉派时代的川端康成与其说是小说家不如说是理论家。其种种言说中可以看出，那是哲学、美学或西洋式的东西。其中有克罗齐的形象即“表现即艺术”，也有精神分析学的“自由联想”。川端康成还对当时日本文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自然主义文学诉诸了批判，称之为过时的客观主义。他在《文坛的文学论》中呼吁，当今世界追求的是伟大的新的常识即所谓明日的常识，此外新时代的文艺关联于哲学且须取代旧世的宗教。川端康成主张艺术与哲学结合担负起宗教的功用。
1930年，川端康成一度加入中村武罗夫等组成的“十三人俱乐部”。俱乐部成员自称是“艺术派十字军”。同年11月在《文学时代》发表的《针与玻璃与雾》，据称受到乔伊斯的影响，采用新心理主义的“意识流”手法。1931年1月和7月，在《改造》杂志发表了相同手法的《水晶幻想》。该作灵活采用了时间、空间无限定的多元性表现，体现了川端康成实验性作品特定的高度。三岛由纪夫说，从“天性”上讲，横光利一和川端康成原本同为“人工”性写作倾向的作家，但横光却在苦斗中不知何时令自己天生的感受性过度接近“知性”或“西欧性”，继而沉迷于“地狱”和“知性迷惘”中，终于误读了自己天赋的才能与气质；而川端康成的小说《禽兽》，却被称作一部“极限接近知性的作品”，他在那里窥测“地狱”，在临近地狱时适时转身，远离了“知性”、“西欧式”和“批评性”却完整保持了“感受性”，保持了情念、感性、官能的自身的法则。《禽兽》之于川端是一部分水岭式的作品，川端初次在那样的作品中直视了“迄今仅凭感觉纵横裁断的日本现实、或现实本身赤裸裸全无变化的可怖的形态”，在此意义上这是一部极端重要的作品。有观点称，川端康成并非“处事精明”，他“是一个俊敏的批评家，作为批评家比乍一看理性面对重大问题的横光利一更加优秀”。上述说法，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定论。
1914年5月25日凌晨2时，与川端康成相依为命的祖父逝世。祖父有志于中国风水学和中药研究，却未能实现世间推广的志向。祖父的喜好与过世对川端的性格形成乃至文学特征都有影响。川端日后的小说《十六岁日记》正是祖父患病卧床期间的日记，其盯盯看人（默然凝视）的习惯据说亦与常年伴随白内障失明的祖父生活相关。众所周知，川端亦以间接的方式接受了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化艺术的因子成为川端文学生成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他说过：“这种精神粮食，除了宋元画之外是不多见的。”关于川端文学与中国文化艺术的关联性，国内学者周阅的研究获得日本学界的充分肯定。
川端康成的文学感受性出类拔萃。1968年10月17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以杰出的感受性表现了日本人的心灵精髓，给世界人民以深刻的感铭”。获奖的作品有《雪国》《千鹤》《古都》《水月》《痣信》等。1968年12月10日，川端康成身着和服正装、挂着文化勋章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第三天即12日中午两点10分，在瑞典科学院，川端身着西装用日文做了获奖纪念演说《序说——我在美丽的日本》。演说中，川端康成引用了道元、明惠、西行、良宽、一休的和歌诗句，配英语同声传译。川端康成的人生轨迹跨越战前战后，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些独白式的系于和歌的作品本身，并未受到时代的思想或世态左右，展现了作家自身的艺术观或澄澈的诗性。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神奈川县逗子市的玛丽娜公寓417室含煤气管自杀身亡。未留遗书。突然的死给日本国内外带来巨大冲击。近期，日本《读卖新闻》刊出消息，称日本发现川端康成未经发表的临终前书简。书简是写给日本女子大学前校长上代田野的，内容涉及世界和平。川端康成是在1972年4月16日自杀离世，而给上代的信落款是1972年3月29日。相隔仅两周余。两人当时皆为日本“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成员。两人同时受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赛珍珠（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1973）的委托，即希望二者推荐其竞获诺贝尔和平奖。信函内容，正是川端康成为此与上代校长商量。川端康成表示，自己能否写出推荐信有些犹豫，但参加活动义不容辞。当时的川端康成刚住院做了盲肠手术。他同时强调了年龄和健康的原因，认为自己没资格写那样的推荐信。日本学界重视资料和事实，这样新的发现值得庆贺。 发现未发表书简并参与调查的是和洋女子大学综合研究机构的深泽晴美主任研究员。她说此书简是“川端临终前的重要资料，与上代的交流呈示了川端康成关注的世界和平”。
在川端康成的创作生涯中，死是他恒久关注、思考的一大主题。幼年时代即体验了近亲之死。有观点认为关联于佛经的思考。并非将东方古典佛经当作宗教训诫，而是当作言说东方文学幻想的“世界最大的文学”。旅日学者李哲权教授认为在此背景下，川端心目中的死与海德格尔、黑格尔、巴塔耶、阿甘本、福柯等巨人瞩目的死同质。川端康成涉及死亡的作品有《葬礼名人》《祖母》《十六岁日记》《孤儿感情》《千鹤》《抒情歌》《禽兽》等。惺惺相惜的三岛由纪夫不惜赞美之辞。他说死亡之于川端康成，并非画上终止符的终结现象，而是巴塔耶所谓的无限时间永远不可能接近。那是超越生物学的生而永远循环反复的植物性的生，是被约定再生的永劫回归之生。所以川端康成完成了《竹取物语》的现代语翻译 。如同将佛经称为“世界最大的文学”，他将《竹取物语》赞美为“日本最高的物语”。
川端康成在《文学的自叙传》中有如下一段话，剖示了川端康成的文学观：
“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我不将经典当作宗教训诫，而尊崇为文学的幻想。我十五年前就有一个构思想写一部‘东方之歌’，写成白天鹅之歌。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讴歌东方古典的梦幻。（中略）西方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中，也有不畏苦行趋近死亡终得遥望东方者。也许，我也能凭藉幼稚的心歌嬉戏。”
限于篇幅，无法介绍国内关于川端康成的研究与翻译状况。最后，拟简单介绍日本著名文学史论家或著名作家的川端评价，有助于客观认识文学大家川端康成。评论家伊藤整认为，将丑转化为美乃川端作品的一大特性。“残忍的直视看穿了丑的本质，最后必然抓住一片澄澈的美，必须向着丑恶复仇。”他说这是川端的“力量所在”，川端康成的两种特质有时会“在一种表现中重叠”，有时会获得更大的成功。他说：“在批评家眼中，二者对立无法调和，却可奇妙融合使二者有机地结为一体。”基于此，伊藤整分析道，“唯有川端氏拥有那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抵达真与美交错的到达点。”川端本人的说法是“无论存有怎样的弱点 ，持之以恒就会对彼者的安心立命发挥作用。”伊藤整说，“由此可见这位最爱东方经典的作家的心路历程”，又说川端康成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一方面他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对立、交流中”获得成功的批评家，一方面“他又脱离了当时的政治文学和娱乐文学两方面，继承并拯救了大正文坛创发的体现人性的文学”。
三岛由纪夫将川端称作“温情义侠”，从不强买强卖推销善意，对他人不提任何忠告，只是让人感受“达人”般“孤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同时川端的人生全部都是“旅行”，川端被称作“永远的旅人”，川端的文学也反映出川端的人生态度。三岛由纪夫在《永远的旅人——川端康成氏·人与作品》中解说道，松尾芭蕉在幻住庵记中有如下一句“终无能无才一筋相连”，这也是川端康成作品与生活的最终写照。他说与川端作品的造型细部相比，作品的整体构成最终呈现的是某种造型的放弃，原因是相同的艺术观和相同的生活态度。三岛由纪夫对川端的高度评价是近代作家中唯有川端康成一人“可体味中世文学隐藏的韵味即一种绝望、终结、神秘以及淡淡的情色，他完全将之融入了自己的血液”。三岛的评价如雷贯耳，“温和的侠义之人”川端与伪善无缘。普通人很难达到此般“达人”的境界。川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世无争且善于社交，所以也被称作“文坛的总理大臣”。
著名文学史论家中村光夫说，横光利一体现“阳”属于“男性文学”，其文学的内在戏剧性，在《机械》中明显表征为“男性同志的决斗”；而川端康成体现的则是“阴”乃属“女性文学”。某种意义上，横光具有积极的“进取性”，终生在不毛之地进行着艰苦的努力，“有人说他迷失了自己的文学”；相比之下，川端学习了“软体动物的生存智慧”，看似随波逐流却成功地把“流动力”降到最小限度。中村光夫认为，川端康成氏作为批评家亦属一流，因此总能看破文坛动向的实质，继而在面对时代潮流时显现为一种逃避的态度，实际上却尤为切实地耕耘着自己脚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