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世界文坛

徘徊于它与他之间的我们

□刘海涛

詹姆斯·伍德曾说“同情是小说温柔的使命”。在小说的场域里,同情给人及万物温暖的东西。且在小说辩证性地支撑下,完成对即便“不值得同情的人,宣布善意的判决”。这一点在《我这样的机器》中得到了体现。相较于多数作品所展现的机器人与人类是对抗性的存在体,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则以机器人的视角给予了另外一种可能,从而将整体小说对人类自我的同情提升到友谊的高度。

一句“若正义即对等/那爱上一名罪犯/必不是犯罪”,使机器人亚当栖身于《我这样的机器》中主人公米兰达和“我”(查理)的理智与情感之中,甚至肉体之间。悄无声息中作者伊恩·麦克尤恩将AI与文学做了勾连。

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是因为拥有了智慧,有了初始的原罪,那么作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是人类主动赋予了它们智慧的,这是我们的后伊甸园时代的原罪呢,还是AI自产生之初就已经打上罪的烙印呢?

亚当夏娃的名字是否可看作是作者想找寻人类与自我初始的样子的希冀呢?小说中,亚当的性格设置由“我”和米兰达共同完成,多少有一些男性、女性共同造人的味道,其“唯数”的身体、程序中充斥着男女两种因子的“意识”,像极了我们的孩子。也自然引出小说的命题:如何与机器人相处。

第一章,小说就有大段大段“我”对“另一个我”——亚当的心理体验与纠结,这种体验微妙得好似要见到陌生的亲人。而“我”的购买,只是出于好奇。AI机器人的“降临”,如同陌生人造访闭塞的部落,“陌生的美”对于不同的文化、观念认知,可能真实如“侵略”样会带来骚动。这只属于心理的基础层面。从“我”的专业上看,是电子学和人类学共生的产物;作为女性代表的米兰达,反应似乎过于平淡了些,只感觉亚当像博斯普鲁斯海峡码头的工人。如果性别是体验与认知不同的主要原因,从一开始,无论作者还是小说人物本身,就已经为结局做了背书。

起初,我在想,应该以怎样一种心态来读这部科幻小说。亚当,一个机器人,“我们”的孩子,对它的态度是看作一个机器人、一个造访者、一个不速之客、一个新物种,还是一个和我们一样平等的人呢?这本身就给读者提出了要求。因为这里面其实已经融入了如何与机器人相处的问题,也是与作者达成一种神交、默契的问题,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角色。名字很容易诱导成硬科幻来看,如果真的以这个态度去看,从一开始,我们就输给了作者,输给了麦克尤恩,至少是不在一个频道上。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我甚至觉得这不能算是科幻小说,而应该归类为伦理小说、“言情”小说、人文主义小说。因为我看到每一行字的背后,都闪烁着作者投来的深邃、温暖、关怀、思考的目光。或许从一开始,作者就已经跨过了AI的阶段,而是直接把亚当看作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当然,这个初始与终极的关怀是经过主人公与故事情节逐步演进出来的。

作品与菲利普·迪克的机器人系列形成对应,给我们指出了除对抗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平等、和谐、尊重。机器人是人类自身的影子,AI意识是人类意识的投影。因为它是我们造的。与其说是探讨与机器人如何相处,不如说根本上回到了与我们人类自身以及皆备于我的万物相处的问题,如何认知自我的问题。小说中的机器人只是给这个认知增加了一个更为客观的参照物,一个将我们人类意志、意识、“情感”成型化的所谓“机器”,一个可以将人性之光反射回我们自身的可视的“镜子”。如果说菲利普·迪克的机器人对抗可能性存在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其根本也是我们人类的意志、道德缺失造成的一种可能呢?

小说中已经部分涉及了这种缺失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我”没能像阿基米德所说“超越自己,把握世界”,米兰达也没有记住机器人“存活的法则”——“我们被造出来,可不能理解谎言”的忠告,致使满以为为被强奸的同学玛丽娅姆伸张正义的起诉成为亚当不可理解与饶恕的说谎罪证。人们一直担心机器人会威胁到人类,但亚当这个善举,又摧毁了人们道德的底线,也暴露了“我”——人类大多数意见的代表者的思想活动轨迹:购买初期,亚当是机器;与米兰达有性关系后嫉妒为机器人甚至“人”;亚当行善“偷走”他挣的钱,让“我”恨他——“一台会走路的笔记本电脑”。就这样, 亚当在它与他(它:亚当是机器人;他:亚当是男人)之间让“我”欢喜让“我”忧。

可以说,读该小说的过程,我们是走在它与他之间,走在它向他转化的路上。是否转化、如何转化,由我们自己选择、决定。这里面还有一个可能性,可能亚当会随着时间越来越适应人的社会,成为人,甚至好与坏的表现都高于我们人;而我们还是在人与机器间摇摆,对我们有利时,待之以人;不利时,“还原”其机器本性。给机器人一个名分,如何克服它给“我们”造成的难堪,也就成为我们人类将来一个共同的任务。

亚当的善举是自身的设计者预先植入的,还是数据算法的结果,抑或亚当后天自我学习的结果,小说没有明确交代,但不管哪种来源,这个来源问题决定了亚当们存在的意义与不确定性,包括其他机器人的各种形式的“离世”,都指向了其源头——科学技术的可控性问题。用时下的话说“算法是有价值观的”。“人们希望我们自己造出来的东西能够拯救我们自己”,但“技术让文明脆弱”。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或即将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相辅相成的技术也为文明提供了新的文明出口,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出口处红绿灯在哪里和颜色变换的规律、法则。

也许真的如托马斯·曼的理念“小说以错误为道路”,完成对人类自我的审视。因为《我这样的机器》最令人同情的正是“伸张正义”的米兰达,她的尴尬之处在于被一个人类制造的机器人所指正。且更为有趣的是,如果亚当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指正就体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机器人,这或许才真正是机器人与人类“对抗”的意义所在。而且他是爱着米兰达的,并为她写了很多“情诗”。可以说是遗言的“爱是有光的/暴露出黑暗的角落”,让我汗颜之余,也令我思考这能否算是机器人的意识与智慧。

与其说亚当获得了意识,不如说麦克尤恩赋予了亚当意识,可能这种赋予在小说中不需要解释来历,只要现实终究有一天会达到即可,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意识?意识于人至今都是一个谜样的存在,对于机器人,唯数的机器人,它们的意识算意识吗?而且,亚当的诗可能是最能勾起人们为其辩护的法宝,那么有哲理与“人性”,但这不是亚当的原创,而是麦克尤恩的(未来的机器人可能甚至是必然具有更超乎作家和制造者、设计者所赋予的“主体性”)。那么,在机器人与人之间,我们隔着一个麦克尤恩,这就让我们真正遇到了对手。也许此处的麦克尤恩只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存在,但现实中却是真正科学与现实的鸿沟。我们在它与他之间徘徊时,也是破除它的进程,找寻我们自己的过程。其内里体现着人类整体意识维度提升的问题。

一切科学的问题最终都会变成哲学的问题、伦理的问题、道德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法律的问题。科幻小说是对科学未来的一种忧思的文学化,是对科学光环背面的阴影部分的窥探与怀疑。或许作者不能以什么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者而简单划分,抑或根本就不搭边,但人性中趋吉避凶与好奇、探求的先天本能会不自觉地将作者的目光带入危险与安全的交界地带,先去做一场思想的探险。在文字的不断延展中,使命感油然而生,也使文字能量强大到人类的高度。可能真的“文学的解决就是不解决,没完没了之中饱含同情”,以此来完成小说的使命,但可能这就是小说对亚当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做的最好解答。但读者却一定要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答案,这使我们获得了同情的代价与价值。

2020-11-06 □刘海涛 1 1 文艺报 content57068.html 1 徘徊于它与他之间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