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原名冯亚珩，少时学画习文，后因追崇石涛和鲁迅，到延安参加革命时即更此名。石鲁百年诞辰时,我和几个女画家一起，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石鲁个展“艺道长青”。

这次展览共展出石鲁生平所作近400件作品。一向冷静沉稳的油画家黄德华看完石鲁作品后，竟说自己有了改画国画的冲动。我相信并理解她那一刻的感动，在“革命史诗”单元中看到石鲁延安时期的人物素描时，她曾一改往日的语速平缓，略显急切地说：“这些人物形象虽算不上美，却透着一股黄土地般的亲切。那么质朴！”停顿了一下，她还慨叹着又补充说：“比齐白石还质朴”。

的确，这些隐含着速度和力量的钢笔素描人物写生，像一股奔流的清泉，又像闷热屋子里忽然吹来的一阵清风，让专程急急赶来的我们不由得精神一振。那些发黄的小卡片纸上，不管老幼美丑，无论坐卧立蹲，俨然都是“立”着的。那是一种牵引着人物神采的力量，是昆曲怜人将软糯的水磨腔稳稳送出喉的外柔内刚，也是并非努力就能获得的一种通灵般的光。

在“时代礼赞”单元，石鲁的山水画渐显高深磅礴，花鸟画的呼吸和节奏也更为妥帖自然。这一时期的作品，画面在繁复中有着敏锐的简洁，就像在一篇小说中读到文眼，在一首长诗中读到金句。红雨边看边在我耳边不停赞叹：“无论是花鸟、人物，还是山水、场景，他的表现都太突出了，画风也无定势，真是难得。”

而我是在看到石鲁的书法作品时，才觉出他不拘一格、刚直不阿的凌厉来的。和绘画一样，石鲁的书法亦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方笔为主，行笔生涩庄重，迂折张扬，却又铿锵刚硬。他撷取了众家之法中贴近自我心性的部分，又结合自身所长，融而化之为独具一格的书法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着他内心激烈的情感。

他的小诗《刀步》，让我更加感受到那些点提捺顿，无不承载着他内心的呼号与呐喊和对无常的憎恨与抗争：“刀步，泪如注，点点斑斑都是悟。临死，寒花怒，湾湾拐拐遭人妒。通情，原是哭，旦旦朝朝拜天去。”

石鲁的一生，从四川到陕北，从京城到西安，从青春飞扬到暮丝成雪，一路经历了太多坎坷与磨难。

他人生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刻，是创作《转战陕北》的20世纪60年代初。为完成国家指定的美术创作任务，已定居西安的石鲁被抽调至北京，住在雨儿胡同的齐白石旧居内作画。在京三个月，石鲁围绕主题任务构思了近50张创作稿，选定用稿后，他却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完成了尺幅超过2米，以豪放壮美为基调，兼以婉约抒情的名画《转战陕北》，成为轰动一时的大型主题创作标杆。

这一时期，石鲁还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巨幅国画《延河饮马》，并深入秦岭写生，创作了《高原放牧》《东方欲晓》《秦岭山麓》等一系列富有诗情的新山水画。从这时起，石鲁的艺术风格发生了急遽变化，绘画风格和作品面貌也日趋成熟。

然而，此后不久，石鲁的艺术人生便遭逢了逆旅。在创作革命历史画《东渡》时，艺术风格越来越个性化的他因使用了创新手法而被贬责，连累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转战陕北》也遭到非议而被撤下。紧接着，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石鲁作品选集》，也因受到《东渡》株连而被禁止发行。之后，他接连遭受了作品不得参展，身体出现肝硬化、精神分裂等一系列“逆旅并发症”。

夜那么黑，有人就会停止赶路。可石鲁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因身体原因，晚年的他不再创作大型主题作品，但他将多年积累的诗书画印艺术修养，糅合运用到了山川、动物、花鸟等“新文人画”的创作中，在画面营造出金石崩裂般的冲突感，那些来自心源深处的热情和痛苦，常让观者在读画的瞬间被打动。

而我对石鲁的敬重，是因了解到沉苛在身的他，直至去世仍在呼吁“艺为人民”——一个经历过春茂冬寂的艺术家，以抗争的精神走完他的四季。“美术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的思想，校准了文艺为了谁的方向。

看展归来，一日在网上忽遇一张石鲁晚年时的照片。他面容清瘦，神情刚毅，满头银发桀骜不驯地伸向四周。他那浓密粗硬的发质似与鲁迅先生相近，飞扬的发梢却又呈现出石涛作品中的动感与张力。他身体略向前倾，那双在胸前扬起的饱经风霜的大手，仿佛想用力抓住些什么。

看着这张照片，我突然想起杜甫晚年时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咏的诗句：“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石鲁与杜甫相隔千年，却共情同理。他们心中牵系的，都是平民苍生，这份情怀，已然远超了许多为艺而艺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