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葡萄干》是抗疫以来人艺上演的第一部戏。剧场限定只容纳50%的观众，隔一个座位坐一个人，我感到有些新鲜和不适应。不过这戏还是吸引人的，是一部来之不易的好戏。
《阳光下的葡萄干》是美国非裔黑人女剧作家洛伦·汉斯贝瑞（又译为洛伦·汉斯伯里，1930—1965）的处女作，创作于1947年，首演于1950年，1959年因在美国纽约百老汇上演530场，一举成名。她是第一个以剧作进入百老汇的黑人剧作家，也是第一位荣获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奖的黑人剧作家。此剧以抨击种族歧视为主旨，将居住在芝加哥的黑人一家人，比喻为日光曝晒下的葡萄干。同时赞扬了他们面对欺凌、压迫、贫穷、诱惑，终于勇敢地站立起来，去争取自身创造的幸福和理想。剧作于1961年、2008年两度在美国被拍摄成同名电影，好评如潮。可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力。
话剧剧本《阳光下的葡萄干》，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被我国女翻译家吴世良看中，并译成中文手稿。不过此后既未上演，也未出版，却在动乱中不幸遗失。岁月匆匆，半个多世纪后，无论是洛伦·汉斯贝瑞还是吴世良，都已成了故人。这部中文译稿竟在去年年初忽然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上，继而进入某拍卖公司的拍卖名录中。这才使吴世良的儿子英达喜出望外，并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将其找回。英达说：“失而复得，过程颇为传奇。”
这部珍贵的译文手稿，当初是怎么遗失的？这或许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传奇”自然是指母亲已经过世，她生前用心血译成的手稿早已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却被她的儿子在半个多世纪后寻到，不仅完璧归赵，还将它立在舞台上，圆了一个母子两代人共同的梦。“传奇”更在于这是一部经典剧作优秀译稿的消失与重现，有让我们回顾历史、品味人生的价值。吴世良为江南才女、名门之后。她与丈夫英若诚一同毕业于清华大学，又一起考入北京人艺。她有深厚的国学根基，痴迷于戏剧艺术，又精通英语，当过周恩来总理的英语教师和翻译，也做过曹禺先生的秘书。出自她笔下的《阳光下的葡萄干》译稿，称得上高屋建瓴，非比寻常。然而，当年此戏的中文译本未能排演也不足为奇，因为生不逢时。上世纪60年代，北京人艺只演了外国戏剧5部，其中包括来自苏俄的3部，来自朝鲜的1部，来自阿尔巴尼亚的1部。在那种氛围下，如果在首都的舞台上竟有美国戏出现，岂非天方夜谭？然而这部当年受冷遇的戏，却偏偏在半个多世纪后，出现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它仿佛是穿越了时空，专为今天的现实、今天的观众而重生。当前，由于美国非裔男子乔治·佛洛依德之死所引发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正在全美展开，愈演愈烈，震撼世界。《阳光下的葡萄干》的现实感，正在于它真实、形象、极有说服力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这种现象的最佳角度，这就是：美国是一个自称民主、平等、自由、幸福的国家，而其国内少数民族受到的歧视、侮辱和压迫，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上演《阳光下的葡萄干》，恰恰是正当其时。
《阳光下的葡萄干》剧作的成功，首先出自它的真实，真实是从洛伦·汉斯贝瑞的长期生活经历、生活感受而来。她出生在芝加哥，在20岁迁居纽约之前，她一直住在那里。尽管她的父母并不贫穷，但根据当年芝加哥的法律，一家人只能住在该市南区的贫民区。因此，在她的笔端流淌出来的芝加哥黑人生活，只不过是她长期生活经历的印象而已。
这部戏的成功，也在于写法上的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洛伦·汉斯贝瑞没有人云亦云地直接写压迫与反抗，而是通过底层黑人生活的常态，表现出白人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了黑人的头脑中，让观众看到白人价值观对黑人的影响。于是，剧中才有了母亲莱娜信仰上帝，想有一所住得下全家人的属于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花园。当20岁的女儿班妮莎说自己不信上帝时，母亲便打了她一耳光；儿子沃特不甘心给他人当汽车司机，一心想开酒吧，当老板，发大财；女儿班妮莎盼望的却是有一笔钱供她上大学，将来当医生。而这一切美好幻想的实现，都同父亲死亡后会有一笔10万美元的保险金到来相关。当一家人为了如何使用这笔钱而争论不休、矛盾尖锐时，母亲竟不容讨论地自己做主，买下了一所房子，气得儿子对着母亲大发怨言：“你是一家之主，你要买房就买房……你可把我的梦毁得干干净净！”之后，母亲才公布了一个让全家人都满意的余款分配方案。不过在实现这一计划时，一场骗局的出现，终使每个人的美国梦彻底破灭。家庭内部的艰难与矛盾，几乎占满了戏剧的前两幕，表现的形态却是家人之间的试探、倾诉、担心、焦虑、调侃、斗嘴、开玩笑。表面的轻松，隐藏着背后的悲苦和不幸：为什么一家人都想改变现状而又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为什么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愿望，都不立足于自身的努力拼搏，而只想在父亲死亡的保险金里去分一杯羹呢？这究竟是社会的不公、黑人的无能、还是白人从社会制度到思维定式带给黑人的毒害？无怪乎此剧的导演英达说：“要把不是喜剧的戏排成喜剧。”我的观感是：貌似喜剧，却是悲剧，悲以喜出，更为深刻。这正是剧作家的不同反响之处。
《阳光下的葡萄干》全剧的高潮、亮点是在第三幕，尤其是在这一幕的结尾处。除了母亲买下的一所房屋之外，父亲死亡的保险金大部分已被骗子洗劫一空。正当全家人情绪低落至极之时，母亲发出了响亮的提醒：“都别垂头丧气！我从小就是个不认命的人！”当哥哥沃特心灰意冷地埋怨“这个世界就是一种人抢人，一种人被抢”，并打算向白人社区的威胁屈服，同意高价卖掉母亲刚刚买下的房屋时，妹妹班妮莎立即十分反感地吼道：“他不是我的哥哥！“这些塑造人物形象的语言，多么精练而又精彩。最终，全家人形成了完全一致的决定：不屈不挠地搬家到白人聚居的社区去！尽管那里的白人邻居不欢迎他们，歧视他们，甚至以安全难以保证来威胁他们，他们仍然要理直气壮地住在那里。我非常欣赏全剧结束前那一组短暂而又无声的画面：全家人都欢快地搬着行李包裹准备前往新居了，空荡荡的旧舍里只有母亲一人默默地站立着，回顾四周，百感交集，然后向着那张老伴生前离不开的旧沙发凝望，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后，轻轻抱起那盆象征着她未来的花园的小花，缓步而下。千言万语都在无语中，此时无声胜有声。
北京人艺演出的《阳光下的葡萄干》，是在疫情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剧组全体人员仅用两个月的时间赶排出来的。这种心怀大局、不畏艰难、突破常规的拼搏精神，令人崇敬。演员王茜华扮演的母亲莱娜，徐岑子扮演的妹妹班妮莎，张福元扮演的白人社区的代表卡尔·林纳，徐菁遥扮演的嫂子如丝，均可圈可点，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总体上看，演出是及时、成功的。
此次演出，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演出用时（包含中场休息时间）达3小时10分钟，未免过长。有的观众因急于赶公交车回家而提前离场，没看到或没看完第三幕，实在可惜。青年演员的台词未能让观众都听清楚，仍需加强基本功训练。剧中儿子沃特的转变显得简单，可信度不足。
洛伦·汉斯贝瑞除《阳光下的葡萄干》之外，1964年她创作的另一部剧作《锡德尼·鲁伯斯坦窗口的标语》也曾上演于百老汇。次年，年仅35岁的她，因罹患癌症去世，令人惋惜！今年既是她诞辰90周年，也是她逝世55周年的日子。北京人艺上演《阳光下的葡萄干》，正是对洛伦·汉斯贝瑞，对与她心意相通的吴世良这两位杰出女性的追思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