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1日，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不禁生出怀念之情。
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潘受先生，应邀返福建南安故乡访亲问友，同时特意来京拜访钱锺书、俞平伯和赵朴初、叶圣陶、刘海粟诸先生。这是我国老一辈书法家的云集盛会。
众学者艺术大家汇聚，自然会有笔墨文章侍候。诸大家以潘受先生书道为中心，赞歌高唱，佳评齐举，筑成一时文化顶盛之事：
刘海粟评曰：“书法之精，诗笔之美，并世所罕见！”
俞平伯：“写与作俱豪迈洒脱。”
陈铭：“海外奇人，一枝笔写倒明清多少家。”
钱锺书评曰：“呓词直追定菴，南园诸绝与黄公度，邱沧海把臂入林。书迹古媚馨逸，融篆隶入行草，安吴、南海见之，当艺舟共载也。”
由此华彩文言的议题逐步转向钱锺书先生。作为冠盖南洋新加坡的书法大家、中华文化代表人物之一潘受先生，说自己一直期盼钱先生评论，同时诚请先生为其书法作品选集题写书名。潘先生一到北京，钱先生先得消息，就说他是来北京讨中国第一书家题签的。钱先生立即表示，“第一书家”只有潘先生本人才是；事情可以办，需要改变说法和方式。于是钱师应命出席，便有了这次聚会。
这次盛会，虽名之曰为“欢迎书友”，其实际当作为中国书法的一次空前绝世的“神仙会”。事关重大，钱先生再三推托。潘受先生执意坚持，而同座诸位均称“非默存莫属”，选举已决，不能再行违拗众意。钱先生终以兄弟之谊应之席间。日后又几经筹措，墨宝依旧求而难得。下面一页书信可作确证。是在潘先生深情再邀之下，“海外庐书跋 钱锺书敬署”题款玉成，从而铸就中华文化书谊之璀璨华章。
钱先生历来不以书法家自诩，可评论起书家、书品、书道都非常精准。大家皆知他只要条件允许，每日晨书翰墨，从不偷懒。杨绛先生在我的建议下先钞“钱选”唐诗，再抄录《槐聚诗存》全文时，正值钱先生住院治疗，聊托思念之情，全部抄完之时，正巧先生出院，她高兴，同意将抄件影印出版，幸得台湾《中时》出版同意，又有三联版同时刊行，得以在读者中流传。
杨先生为之写了一篇《前言》，其中对于钱氏书法有一段权威描述：“钱锺书每日习字一纸，不问何人何体，皆摹仿神速。”“每日一纸”和“不问何人何体”都是至关重要的实录。
钱先生的法帖作品冠盖天下，早为世人所共知，左右众生常为先生不平，不肯以书法大家称之，更不能在书坛就位。大家总结了五条，我以笔记之：
一、“每日临帖”“不择笔墨”。
二、“逢帖必临”“不限欧柳”。
三、“苛求帖似”“勇造新境”。
四、“条件禁止”“易之默写”。
五、“敬惜字纸”“不遗痕迹”。
因此，钱锺书先生的书作“何体”之问，甚是不妥，只宜称其为“钱体法帖”。
我偶尔见到丢弃的那些精美的字纸，心痒难熬，一改纹丝不动的习惯，想讨上几片。先生总说：“没写好，下次换好纸、好笔、好墨再写好送你。”此种语气说法，对我来说十分平常，往往成为我不坚持讨要的原因。下面便是先生临帖的弃品，几十年陪着我，既忻然朗目又亲切养眼，不可或缺。
先生字，出多家唐宋名帖，偏好苏黄，但盛呈米蔡风骚。独创化出，自成一家。书坛奇品反被自己学术光彩所盖，有如云遮雾蔽，似乎全能之冠尚不及单项取牌，足以令观者惜称。就我所知，他的绘画亦有功力，只是随画随毁，存留稀少，但不等于没有留存。他漫画随意写生，哲风弥漫，平步典故，也当令人哑然失色。他的绘画作品多存于他书之中，编者不明，竟置不顾。
从青年时代起，先生一直被各种赞扬和崇敬包围着。钱先生总说，自己受到了许多不恰当的吹捧。我说，对先生的夸赞总让人感到不足，主要是能够精准到位的稀见少有。尽管过分常有，但不贴切是重要的欠缺。有如“隔靴搔痒”，我说给先生。可先生不认账，说那是《景德传灯录》宋和尚道元说的，“不算数”，我看更似明代澄印和尚在他自己文集中所记的“铁篦搔痒”，成了酷刑。
日子一久，经识渐多，见怪不怪，可以断言那是一种“移位颂词”。大多数评论出位离席，导至内行本位的公论反而缺席。于是智慧过人的先生把自己定位在“作家学者”上，不露声色地绕过越位过线的说词，绝不去附合空洞的“口号和颂歌”。
钱先生在80岁生日之际，在我替出版社写的《写在人生边上·出版后记》中，曾首次郑重使用老人家为自己定位的“作家的学者”称谓，后又简化自称“作家学者”。此中深意，正像他在晚年坚持要求从文学所调出一个样，往往不会为读者所了解。好在先生自己修改字迹尚在，付印版样也在，他的人事关系在不在文学所，都不是可以随意否定或猜测的。
“作家”是创作家的简称，主司文学，从艺术层面看，应该用形象思维方式进行文字创作，使之表达作者本人的情感和思想，其作品极具只此一家的个性。“学者”是学术家的简称，主司科学，从学术层面看，应该是用抽象思维方式进行科学研究，使之穿凿自然和社会的因由和构成，其成果具有等待大家验证的共性。
钱锺书先生奉行的“作家学者”并非是二者的糅合，而是化合。作家是通称，学者为实名。他常说自己，既不做反面教员，也不做正面教员。其核心是政治很重要，但那不是他的职业，也不是兴趣所在。毕其一生，能够像诗人白居易所谓“风飘雨洒帘帷故，竹映松遮灯火深。”（《期宿客不至》），“信步闲庭”，不受毫发之伤，又能完满地完成感性形象思维的《围城》和理性的抽象思维的《管锥编》，从而实现了历史上非常少见的“作家学者”的目标，我们只能叹说那是一个大智慧的果实。
早年，对钱先生的“移位”研究，我曾整理归纳了彬彬有礼的几条，抄出来给先生看，先生说“谢他们抬举我，谢他们帮我”。现在可以抄出来，以供读者一笑：唐诗专家往往说先生是宋诗研究首席；法文大家多断言先生是英语翻译第一；小说作家常夸赞先生是古典学问冠军；文化学家则哀叹先生是长篇创作高峰。
关于“移位”,钱先生早在30多岁时写的《上帝的梦》一文中就有：不说“过了一年”，说“引进了一步”；不说“寿终”，说“行人止步”；不说“哀悼某人逝世”，说“百步笑五十步”。
再来看几幅作者以“书法”自称的作品，按刚刚议定的“移位”原则，应认定为“法书”或“法帖”。以下几幅作品，都是钱先生自己认定属于钱“书法”的作品，决不是随意的字纸。“大师”需要一千条理由，钱先生的作品，正写草写甚至戏写，都令人眼睛发亮。钱杨二位先生每日同时习字，钱兼任老师，批改圈评，成为钱宅一道闪光的彩虹。钱公生动地记录了书法大家的必由之路，那是中国文化里最悠远的铁杵制造法，久违了。
钱先生其他书法亦各有韵味，绝非单纯书法作品，应以艺术绝品法帖称之。
钱先生经常说，他当不成书法家，书法家必须会写多体之字，有名师教诲，还需要一辈子努力临帖。他只是坦城地说自己“几乎天天写帖”“诗文稿字写得不错”。我有幸见到田奕女史收藏的杨绛先生的墨宝，上面广布着钱先生的指导痕迹，让我们再次亲临钱宅夫唱妇随的好风光。钱氏红圈判批，依稀可见。杨先生小注为：“头晕久不学书，讨得安慰奖，聊以自勉。杨绛志。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三日。”按本页书大字四，中楷字二十，得钱先生红圈十八枚。
杨先生高至百岁之上，仍每日临帖，可惜我未得到。此为临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的《述圣记》，是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三日，钱先生正襟直坐写帖，西侧杨先生在面向南窗小书桌上，每天清晨按例必临一纸，约半小时后慢功临妥，持之钱先生面前展视。钱先生用铜笔帽，醮上硃砂印泥，精审细批，在应得到表彰处盖上红圈，一字或一或二或三。杨先生一见硃圈，总会兴高采烈，如逢佳节喜事，更似获头奖大彩；钱先生则一本正经，一边下评语，一边按下圈圈，绝不含糊。一旦按过，杨先生会立马接下笔帽，代蘸印色，递给先生，再盼下一个圈儿。偶尔有杨先生表示不满、甚至不赞成评语，钱先生一般很难接受，更不会因吵闹起哄而改正判语，至于加盖红圈，就更困难了。钱先生经常笑道：“贵明在，让人家看看有这样的学生吗？”上印件中所记，不需我再做注置笺。其他各幅，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九日、十日、十一日等幅及钱先生硃圈和杨先生附注小字，墨迹奇珍，字体畅然如生。
只有下这等功夫，才能称得上在某天做成了书法家。写这些字的钱杨二位书者，用他们一生非功利的不懈努力，才能抵达臻境。先生在不懈努力中，已习惯“移位”的“舆情”，负负得其正，把一切被颠倒的“结论”扭转了回来。在传统书上的崇高地位，不容置疑。我曾带领几位学生，完成《钱锺书法帖》的编辑工作，使其位居正，名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