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夜》最早的灵感，来自芬兰大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ki）的电影《升空号》。前几年，我开始系统地看考里斯马基的电影，1988年的《升空号》是一部工人题材文艺片，主角是个芬兰北方拉普兰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传说中圣诞老人家乡）的矿工，失业后意外得到一辆白色凯迪拉克敞篷车，这车因为老旧，车篷无法升起。这个失业的男人只能独自驾车，扎着头巾御寒，四面透风敞开，疾驰在大雪纷飞的北欧旷野，背景音乐响起，一个芬兰男人深情歌唱。这首歌叫《Valot》，我查了一下，芬兰语意为“灯”。此情此景，此车此声，如一道电光，点燃了我心内的灯。

我便想出一个故事，名叫《我的诺基亚女友》。芬兰出诺基亚，世人皆知其坚固耐用，我便设想若是诺基亚还生产汽车，小众的敞篷跑车，怕也是长命百岁。若有一个中国的修车工人，意外得到一部诺基亚牌敞篷车，下班载着浑身机油的工友们，要么载着下夜班的女郎，倒是颇具后工业时代之风情。

我又想起少年时候，我爸爸上班的工厂亏损严重，工人们大半下岗回家，唯独我爸爸坚守岗位，每日上班打卡。彼时，他有一个徒弟，估计是临时工，年龄应当与我相仿。我刚买了第一台电脑，某日我不在家，我爸爸带着徒弟上门，安装了一款单机游戏，好像叫《横扫千军》。那一年，我和爸爸曾一起玩这款游戏，但我从未见过他的徒弟，后来也没有再听他提起过。我爸爸所在的上海第三石油机械厂，在2002年前后灰飞烟灭，工人们各奔东西。我爸爸去私人老板的工厂上班，但并未买断工龄，而是保留国有企业身份，后来正常退休，也算功德圆满。

时隔多年，我忽然意识到，这个销声匿迹的徒弟，与我从未谋面的同龄人，因为我爸爸的缘故，已跟我构成了某种变异的兄弟关系。这关系无关于血缘，而是来自于历史，来自于一个消逝的时代，来自上海与苏州河畔的记忆。小说中关于我自己的经历和我的父母，大半属于非虚构，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我的家庭自传，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变得尤为模糊。

2018年9月起，我开始写这部小说。10月初，我去了一趟法国，因为我的《生死河》法语版在巴黎出版，我便决定再加入海外有关情节。前后写了一年左右，主人公张海的面目一点点清晰起来，故事从一个春夜开始，到一个春夜终结，见识过巴黎圣母院的烈火。其间许多个春夜，犹如春天的露水，湿漉漉，黏糊糊，欲说还休，欲断还留，仿佛一张宣纸上的墨迹，慢慢化开晕染。

终归，我把书名定为《春夜》。

本书的语言和腔调，最后一章已有详细交代，不复赘述。我以悬疑小说出道，当然还会继续写下去。《春夜》中的悬疑元素比比皆是，本书却称不上是悬疑小说。“托梦”竟成了某些情节的推手，比如张海夺回外公遗产，亦可算魂灵有道，善莫大焉。川沙古宅的“莲花奶奶”显灵，亦是此例。青花瓷大瓮缸，一首一尾，一男一女，肉身不灭，封印于六百年光阴，大致也是我惯用的风格，却与《春夜》构成混血的杂糅，克里奥尔般的繁衍。张海归来了，故事没有尽头，因为生活没有尽头，历史没有尽头。

（摘自《春夜》，蔡骏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