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俄语文学中，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是闪电一般迅即而闪光的异类。这不仅是说他文学生命之短暂，他留下的遗产本身就是文学的电闪雷鸣，经得起在历史阅读的消音器内反复打磨。尤其是其代表作《骑兵军》，韧性的语言让各个短篇联合演绎为一个关于革命、战争、性爱以及罪恶的多声部叙事。打开一册薄薄的《骑兵军》，它以充沛激情所演奏的是像潘多拉一般的世界之混响。
《骑兵军》的主角是俄国革命初期的哥萨克红军，他们与白军和波兰的反叛军作战。借用法学家卡尔·施密特之语，战争就是划分敌我。在战争之刃寒光的逼视下，世俗伦理之网被击碎，发生着残酷的变形。《家书》中，做白军长官的父亲把大儿子费奥多尔“凌迟”处死；而当作为红军的小儿子谢苗抓住了父亲，后者终于轮到接受处置。谢苗在给母亲的信中如此复述他与父亲的一句对话：“可我想到，要是我落到爹手里，您绝不会饶我。现在，爹，我们就来结果您的性命……”在战争的“例外状态”中，有血脉之亲的父子之情被政治规则击溃。巴别尔把这个残酷故事写得不动声色，冷眼旁观。血脉残杀的情节尤其会使中国读者震惊，但扪心自问，实际上我们在阅读中已能悄然接受他们的残忍行径的合理性。给母亲写信的谢苗，严词谴责父亲的残忍并以相同的手段报复；而“家书”这一形式本身，暗示着家庭伦理如乡愁歌谣似的环绕。军事和亲情在炮火、诅咒此起彼伏的战时情境中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家书》本质上是一个“复调”文本。
在理论家巴赫金那里，“复调”为小说人物腾出一个位置，让他们不再受制于作者权威而去自由发声；作者和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各自表达不同的意识、见解和思想。但在巴别尔这里，主要是短篇小说中，人物有限且让位于叙述，“复调”则摇身一变为多种精神话语的回应、揶揄或针锋相对。革命主义、犹太神学、民间世俗和知识分子话语常常交织闪烁，它们构成一幅幅交互着充沛能量的动态图景。《潘·阿波廖克》的主角阿波廖克是一位具有波西米亚气质的自然主义画家。人们发现在他为教堂作的画中，使徒保罗的面孔是雅涅克，当地一个二流子；而抹大拉的玛利亚则是一位艳名驰骋妓女。阿波廖克有画熟人的嗜好，他常常把四郊的农民画在像《最后的晚餐》这类的圣像画中，向他们兜售：把购画人亲属画成门徒，把购画人的敌人画成犹大则需另加费用。小说里有大量此类插科打诨的情节，严肃的叙述语调间流溢着冒犯的泡沫。表面上看，欢乐的民间话语借篡改宗教画而暗暗讽刺宗教。但我们越读到后面就越会发现，巴别尔在不知可否的叙述中纳入的精神对话远超过启蒙主义的预期。正像有平民信徒反驳主教时所说，阿波廖克那些满足了他们自豪感的画中包含着真理，从而道出基督教“穷人宗教”的初衷。主教的义正言辞、艺术家的坦率无忌、平民信徒对宗教的朴素理解，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话语流在小说中随机出现，赋予短短一篇关于平面绘画的小说以思想的立体感。
小说集《骑兵军》最多的故事发生在战争时期，革命炮火连天，也相应成为所有话语的背景。而深谙犹太经典的巴别尔，则时常发挥犹太神学对革命冲动的质疑。《基大利》的主角是以犹太教先贤“基大利”为绰号的杂货店主。他有一个历史氛围浓厚的小店，架上有古代镀金的鞋子、海船的大索、古老罗盘、鹰鹫标本等。所有这一切说明，基大利是一位老派的犹太人。在小说中他对动辄喊打喊杀的“革命”作出了精彩的回斥：“你们开枪，因为你们是——革命。然而革命——是叫天下人快活。既然要叫天下人快活，就不该让人家里有孤儿寡母。”老头基大利的几句话看似随性却深刻，且深刻如瓦尔特·本雅明。革命枪炮的亢奋，是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所鼓动。为实现理想/幻想，革命不惜以枪林弹雨换取未来前景。在这种逻辑中，任何为革命的牺牲均是不足为道的。而基大利却秉持另一种启示性的认识：革命启动的线性时间观吞食了遗忘的药丸（想想他店里那些古色古香的玩意儿），拿每一刻为“当下”陪葬。而在他心里，没有什么比当下所过更为重要。基大利闪烁着废弛空洞、实现自身的思想诉求。这是一种根源于犹太教弥赛亚的救赎思想，换成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中的一句话则是：“禁止探寻未来。”
实际上，基大利心目中也有一个乌托邦。他所在城市饥饿难耐，揭不开锅，他希望“好心人的共产国际，把所有的人都登记在册，每人发给一份口粮”。但这个乌托邦不容延宕，它必定是一个打断线性时间，切入当下的乌托邦。在此意义上，基大利以犹太神学的救赎思想与革命精神构成对峙。在闲谈的间歇，革命话语和神学话语借人物生动的语调展示自我性格。而小说最后，作者将基大利评价为“空想共产国际的创始人”，“空想”指向了对犹太神学话语的再质疑。对基大利的评价显然出自理性的知识分子判断，它暗示知识分子话语也参与到这场革命、神学的思想场域的竞赛之中。
巴别尔在《自传》中曾简略叙述过他的人生经历。少年时代在严格的家庭管束下，他苦研犹太语、《圣经》和《塔木德》。求学时期在敖德萨一座商业学校就读，在那里他接受文学的启蒙，从法国文学中习得了个人自由奔放的精神。但他对世界的理解止于阅读，他笔下“农民以及作者的各种思考都苍白乏味”。后来听从高尔基的建议，他有八年多的时间先后在罗马尼亚、契卡等地当兵，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粮食发放处、第一骑兵军、苏维埃第七印刷厂等部门工作。他在彼得堡和提弗里斯曾任通讯员、采访记者等等。某种意义上，巴别尔自传事迹造就小说思想的蓝本。这些不同脉络的事物参与语言的聚会，在《骑兵军》共时的文学空间内生成演绎。我们很难说哪种思想话语能够一直占据主导。在《基大利》中知识分子话语悄然占据上风，但另一篇小说《我的第一只鹅》则有意暴露知识分子卑微的心灵。戴眼镜的大学生初入营队就被革命英雄主义所震悚。他被学院知识包装的头脑在战时空气里不能适应，羸弱失语，他必须故作残忍地拧断一只鹅的脖颈，让鹅血直冒来证明自身并不缺少男子汉气概。但他完全是勉强为之。
巴别尔制造混响的技术如火纯青，显然是苦心经营的结果。他“混响之技”的核心则在于一种叙述的冷暴力。在1995年英译版的序言中，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称巴别尔具有一种“在暴力中的抒情快乐”，一种超然的、冷峻的语调。巴别尔对笔下的事物只重描述，罕有解释的余情。他悬置评判好像评判对小说是一种僭越。对冷峻之美所抱持的贯注姿态，让他从小说道德的单维意义中松绑，吸纳人间混沌的万物，就像世界本身也是混沌不清的。异类的事物，或像《家书》中那样本在两个极端的行为也有可能融为一体。毋庸置疑，巴别尔的小说倍具能量，在有限的篇幅内蕴载着多重意义。厄普代克根据苏联的历史情景认为：“巴别尔的压迫者则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书报检查官和极权政体偏执多疑的执法官吏。”也就是说，巴别尔总是溢出单维音色之外。
收拢偏见，即让各种事物有机会对话。让各类思想的声音登台上场本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叙述伦理。它对多元事物抱有出于理解基础上的宽容大度。这解释了为何巴别尔那里没有一个永远占据主导的真理话语，所有爱恨情仇均是在人世间的相互关系中生成，就像一名冷血杀手，在女儿面前也会是一个温柔的父亲。在1920年的一篇日记中巴别尔曾写道：“我们的哥萨克是些什么人？他们有很多层面——吵闹，彪悍，职业，革命性，残忍的动物性。”中国作家王蒙在读了巴别尔之后也深为叹服，引巴别尔为知音：“它暗合我的一贯主张，人性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也不都是善良的东西，人性本身就充满着悖谬与分裂。”王蒙的话出自他对阶级年代文学的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说当代文学对人性抱有多元的理解，最多也是一个人在不同情景下人性的变化。就笔者目之所及，很少有作家具备巴别尔式的愿望和能力，即在精简的篇幅内容纳入不同精神脉络的声音。也就是说，大多数作家并不真正具备理解他者的能力，更不用说同时理解多个他者。
也许是战时情境催生了巴别尔笔下混响的产生。毕竟战争的尖刺刺破人类，让内在的邪恶肆意，也让良知迸发。巴别尔的小说篇幅精悍，但在每一篇都能听见堕落的歇斯底里和淳朴的歌声，能看到战争的死尸也能看到优美的风光。巴别尔好像对美学、道德做过频谱式的考察。作家邱华栋曾这样形容巴别尔的小说效果：“它如同味道浓郁的一个大餐盘，或者是一个色彩艳丽的画家的调色盘，在同一个时空里，将所有能够震动你的东西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我们在巴别尔充满混响的世界里，听见哭声、笑声、叹息、恼怒、悲伤和幸福。尽管《骑兵军》的每一篇是片段式的，但这些片段合起来构成一场宏大的交响乐。战争的尖叫、宗教的哀吟、爱情的缠绵……同时会在我们耳边响起。就复杂性而言，《骑兵军》相当高的叙述浓度决定了它本质上是诗的文本。
正如结构主义理论家洛特曼指出，诗歌在语义上追求饱和，它浓缩了比其他任何话语方式更多的“信息”。诗歌语言的肌理宛如新陈代谢的组织，能让自身扬弃那些冗言赘语，从而创造比其他任何语言形式更为丰富的信息。而巴别尔和所有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一样，在语言上已斩获绚丽的成就。让我们通过片段来领略巴别尔的语言功力。《泅度兹勃鲁契河》开头是军队战役取胜后开拔进发时的一番景色描写，战时的兴奋、疲倦和痛苦均渗入到田野风光之中。与其说巴别尔采取自然主义的描绘，不如说他是表现主义的。天地万物流动，与人心在平原上剧烈地交合：
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下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这是段高度浓缩的描写。把高悬的太阳比作砍下的头颅之中有颠倒的暗示，把夕阳比作飒飒军旗又像是士兵在自我鼓劲。在颠覆和失落之间是多重、杂陈的情绪。而对声音、气味的捕捉造就了巴别尔径直可感的混响现场，血腥与河水、祈祷与诅咒、挣扎与歌声、死亡与逃生纽结于一段之内。
巴别尔质地饱满的语言不是没有来头，也不是一挥而就。对此他曾说：“我写时很困难，但喜欢反复修改。”《金蔷薇》的作者乌斯托夫斯基是巴别尔的好友，他们一度住得很近。傍晚时他俩会一起到海边的沙滩散步，乌斯托夫斯基是一位出色的倾听者，他曾在文章中记下与巴别尔的谈话。其中有一段是巴别尔谈论自己如何写作，从中能窥见他对小说语言的刻苦经营。巴别尔说：“为了剔除自己作品中你最喜欢的然而却很多余的那些部分，需要强健有力的手指和绳索般粗壮的神经，有时还得不惜鲜血淋漓。这仿佛是自我折磨。”小说是思想的艺术也是语言的艺术，这是巴别尔的痛苦，巴别尔的自我折磨。凭借这一点一滴渗血的苦功，巴别尔为后世留下了这些卓绝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