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研究中的问题
20世纪的西方文论流派众多，各种理论层出不穷，眼花缭乱，80年代在国内刮起了一股理论热。我们引介了西方众多前沿的理论，为文学批评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然而理论的过度膨胀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性，导致文学研究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跨学科的视角在为文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却渐渐使其转变了航向，对其他学科领域进行“殖民化”干预。这种胡乱的拼接套用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良性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对此，许多学者开始进行反思，西方文论是否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当下复杂的文学现象，如果不能，中国本土理论的生长点又在哪里？是回归传统还是立足当下？这些成了当今中国文学理论界难以回避的问题。
何为文学理论和批评本体性特征？“文学”作为概念并不具有悠久的历史性，而是后来才被建构起来的，我们谈论的文学理论，基本是在这一新发明的概念范畴内去重新回溯古代的经典文本，通过学科的精细分工，把原来复杂而多层次的文本意涵切割成各个碎片，拼贴到各学科范畴内，文本所具有的完整统一性俨然已遭破坏，被抽取出来的片段失去了具体的语境，即使符合文学理论的范畴，但背后复杂的关联性，研究者却难以窥见。中国古代的“杂文学”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选工作中看出，现代学术的学科意识如何渗透进这一具体操作过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西方理论框架为指导，通过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的遴选改造工作，把古代文论重新阐释、梳理、分类和界定，纳入现代西方学术体制与思维模式，从而造成古代文论话语的失落。经过这一改造，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古代文论的原貌，比如套用西方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来切割中国诗歌，简化了中国诗歌的复杂性和情感的丰富性。中国古代诗文的传统与西方文学观念、研究范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单纯的借用外来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传统诗文。章学诚曾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陈寅恪也提出“诗史互证”的命题，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史不分的传统。文学的真正独立是近现代才发生的。学者张哲俊认为，这一转换过程脱落了文体的本质因素，即史的因素，意味着以记述为主的文学转向了以虚构为主的文学。在其看来，中国传统诗文主要以记录为主，区别于西方诗歌的“创作”，具有史的品格，这决定了以西方文学观念来阐释中国传统诗歌的不适应性。
有些学者反其道而行之，过度强调了文学的本体论，其本意是为了矫正文学研究中“泛文化”的不良倾向，捍卫学科的主体地位，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想，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是否如一般学者所认为的那么清晰，如果仅仅从文学性的角度去阐释文学文本，势必会遮蔽一些复杂的文学事实。文学文本的生成本身就涵盖了历史、文化、心理等诸多文化现象，虽然它注重的是审美想象，但人是文化中的人，其意识往往受制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纯粹的文学是否真的存在也是值得怀疑的。譬如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时，“纯文学”这个概念就往往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纯文学”早已成为一种新的话语权力，通过其自身的独特性（形式、想象等），在捍卫主体性的同时，策略性地实行某种颠覆，进而试图获得新的话语权。
近几十年文化研究风行西方、席卷全球，给传统的文学批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文化研究的领域日益扩张，涉及多个学科，专门的文学研究和批评逐渐被边缘化、弱化，进而丧失文学的本体特征。文化研究跨学科的泛文化模式强制压缩或剥夺专门的文学研究，强制运用文学场外的知识谱系、概念术语、思路方法介入文学研究领域，开展文学批评。过度泛滥的文化研究冲击下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日益远离了文学和文本，文学性被消解，以文学审美为主的传统阐释模式被跨学科阐释模式强势干预和宰制，文学研究逐渐消融在包容万象的文化研究中，有可能走向自我终结的现实危险。
面对文化研究的不断膨胀，西方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发出了质疑并坚持文学的审美原则，主张回归文学经典的阅读。他感慨“今日的学术界已经变得走火入魔”，“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杂乱无章在持续地蔓延”。文化研究可以吞咽一切看上去可以吸收的东西，这种生吞活剥会导致文学的自我毁灭，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让位于社会政治批判，通俗文学作品取代高雅的文学经典。布鲁姆认为经典的文学著作往往在认知和想象上过于艰难，读者没有真正的文学热忱和相当的思维水平、文学涵养是很难读懂的，像《失乐园》和《浮士德》这样的经典之作不可能被普遍共享，它们在认知和想象上的艰深决定了只有少数的读者能够深入的阅读。在快节奏的消费时代，人们早已习惯去追求那种容易获得的快乐，要经历艰难的阅读才能获得快乐这种事似乎不是每个读者都愿意干的。在布鲁姆看来，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一种孤独的活动，如果硬要叫一个不爱诗的人去热爱伟大的诗篇，似乎不大可能。由于文化研究的介入，现在的文学研究者并不专心于文学研究的领域，一定要在跨学科的视野下侵占其他学科的领土，其结果导致的是“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在布鲁姆看来，这些研究者对作品本身不感兴趣，而仅仅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征来对待，文学研究成了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文学作品成了语境分析练习。把诗、戏剧或小说与故事的价值仅仅当成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神话而完全剥离其美学价值，这样的阅读还不如去享受那些受剥削阶级迫切要求的服务来得实在。
同样的，文化研究近些年在中国学术界也是十分热门，其兴起与90年代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渐趋边缘的位置，纯粹的文学经过商业包装后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看似繁华，其人文精神的内核却大打折扣。意识形态不再以一种显在的形式介入文学，却变相地隐藏在商业机制中，扰乱人们的思考力，以致文学的批判精神在娱乐至死的年代里变得极其无力。面对复杂的文化现象，既有的文学理论资源（比如纯粹的审美研究）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学界开始关注文化研究，借鉴其理论来弥补文学研究自身的缺陷，更为注重现代文学生成本身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从而为破除僵化的研究范式、拓宽新的研究视域提供了可能。
跨界最终要指向中国“文学”本身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给传统的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但跨学科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学科之间的边界，在文学领域使用文化研究，落脚点应该还是文学。这也跟文化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有关，比如作家作品研究比较注重审美个性、情感想象和形式创新，关注作家的个性差异，文化研究的理路就不大适用。文学研究跟文化研究两者的研究对象彼此不同，“文学研究偏重对对象特点的探索，重视艺术创造的个别性、差异性；而文化研究则相反，它所关注的主要是一般性和共性现象”。在文学领域使用文化研究的视角，落脚点还应该是文学。现在常常可以看到很多文章把文化研究理论放置在文学研究上，本意是要出新，但由于过分注重理论，反而弱化了文学性，文学分析成了证明理论的材料，比如对一些文学文本进行暴力肢解拼接，随机收集一些文学现象、例证，去证明诸如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这样大的理论预设，忽略了文本自身的内在逻辑、深层结构。这样的研究大而无当，很容易造成学术泡沫。文化研究不注重艺术个性和创造性，其着眼点通常不在文学经典，当下的文化现象杂乱无章，在一定程度上给文化研究带来了极大的生长空间，这种研究更像是注重量化归纳的社会科学，从而偏离了文学。
文学研究借助跨界的视野来研究文学本来无可厚非，但大部分的研究者在跨界之后离本学科越来越远，最后已经完全脱离了文学，这种现象应该引起一定的警惕。早在1940年代，袁可嘉就看到诗与社会学和心理学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但不忘指出文学研究的落脚点仍是文学本身：“我们无论采取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观点，我们的目的是在对具体作品有更深的理解和领会，而决不是为了去注释社会学的信条或心理学的临床诊断。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不谈文学则已，如果还想谈的话，我们的最后目的显然是在接近具体的文学作品，而不在盲目接受别的学科所包含的理论体系。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学或心理学出发，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文学而非其它。”（袁可嘉《我的文学观》）四川大学教授李怡在其学术文章中也多次表明，跨出文学的边界是为了回到文学之内。跨界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所摄取的、关注的的确不是纯文学的艺术，而是包含了我们各自现实需要和人生经验的内容，跨出文学进入完整的社会文化，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细致地把握更为丰富复杂人生经验，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读文学创作现象”。一切跨界的目的还是要指向中国“文学”本身，通过“文史互证”的方式，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文学。这里稍微辨析一下“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传统的历史观追求的是客观的事实叙述，新历史主义却认为历史是被建构的，不可避免地带上文学叙述的虚构成分，如何剪裁、拼贴历史事实，受控于意识形态、制度等外部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历史的真实性，而且历史所关注的往往是宏大事件，对历史发展进程有导向意义的史实才被记录在案，历史的丰富性往往被遮蔽，官方、正统的历史书写很少关注日常生活。“文学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叙述的空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历史面貌。一方面，虚构的文学通过隐蔽的表达形式想象历史，其内在逻辑反而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文学创作者始终离不开其生活的时代语境，无论作品如何虚构，总会触及一些真实的历史现场，尽管是以断片的形式呈现，但将若干的断片收集起来，便可以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社会文化场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需求等。文学文本以经验和情感为立足点，通过想象性的形式表达，最后反而可以指向某种真实，弥合正统历史的缝隙。日记、回忆录这些看似真实的叙述，书写者基于种种原因，反而隐藏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情感表达和对历史事件的评判价值，所以，通过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的相互补充、对比，或许更能还原真实的历史和作家复杂而丰富的精神世界。
文学毕竟不同于其他自然学科，注重的是情感、经验与想象，文学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对文学作品所潜藏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宝藏进行深入挖掘与阐释，对意义和价值保持深切关注，而不是暴力地操起各种理论的“手术刀”对其肢解性的阐释，消除文学文本的精神内涵，剥夺文学的艺术性。理论品格的建构固然必要，但完全忽视文学性的理论已经越出了文学研究的边界，这里并非要否定理论的价值，只不过我们讨论的框架是放在文学研究的范畴内。一般性的理论可以不拘泥于文本，它有其自身的建构方式。譬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更多地是来源于临床实践建立起来的假说，而不是从文本或文学现象中生成的理论，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原创性理论而不是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之所以会如此关注精神分析理论并把它当成一种批评方法，更多的是因为文学与心理学同样以“人”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精神层面，只不过方法不同而已。文艺学学科借助“精神分析”的批评方法，确实拓宽了文本批评的视野，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得以更深一层，虽然是借用场外理论，但并不妨碍对于文学文本的理解，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一种固定范式，强加到所有文本，就不切实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充分关注其人文价值和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