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岁在《萌芽》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我写了百万字的小说，大部分作品并不值得出版，但对曾经学生时期的我来说，是一种文学上的鼓励。这并不是自夸或者自谦，只是一段跌跌撞撞的经过。我无法修正走过的弯路，但总的来看，也算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的经历令我相信，写作是可以训练和学习的。如果没有文学写作，我的生活一定会黯然得多。在许多已经走出的情感困境和释然的童年痛苦中，是文学解救了年轻的我。

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在曾经的上海，工厂制造的商品无处不在，工厂也缺乏新奇感。同学的父母，有的在柴油机厂工作、有的是在钢铁厂工作、或钢笔厂、仪表厂，再早一点，我的外婆曾在纺织厂工作。我最熟悉的家庭生活，就是工人家庭的生活。读《繁花》时，读到工人阶级最喜欢红木家具和王盘声的唱片，的确是这样。后来又读到玛丽莲·亚隆的《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书里写女工的友谊发生在生产、生病和有人过世时，更觉得准确。这个工业的时代在上海历史上并不算长，它曾经是我童年记忆的全部，也是观看世界的基本模式，直到它悄悄过去了，才发现我并不算理解它。因为写小说的关系，我才记录了一些往事。回头看看，会发现这并不算是“文学上海”的主流，只是一个声部，代表着婚姻私事化、独生子女、拆迁及房屋商品化等政策的影响，我写了一点上海工人家庭的生活史。

我有几个朋友也写上海，比如王莫之，写知青子女与上世纪90年代上海摇滚乐的发展史。又如路明，写知青后代和三线人的故事。他们都很优秀，通过努力，默默地回到了上海工作，再也不用“去上海看外婆”，就好像真的出生在上海一样。如果没有文学，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对于这座城市复杂心酸的童年情感。他们把自己百折不挠的认同决心，用非凡的抒情能量掩盖了起来。这种勤劳的、压抑的感觉结构和行为模式，我的身上也有。我们写得很认真，过得也是普通上班人的日子，挤出时间来写一点故事，并不太忍心批评上海，像一种诗化的软弱。还有一些更硬核的写作，比如擅长写建筑的王唯铭、留法博士杨辰书写的《从模范新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他们都是“新村里的海德格尔”。

从女性角度写作的也有好几位，都是我的同龄人，都受到了非常完整的教育，对于逝去的一切都倍感珍惜，生活在其中时，又充满苦恼。我的小说从《家族试验》到《细民盛宴》，几乎就是这类苦恼的总纲。以普通工人后代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照护，上学、上补习班，还能学习一两门乐器，还有机会外出深造。如果没有文学，我们的“不满足”可以被理解为“贪心”。文学收留我们的欲望，并加以照亮。有如康拉德所言，“我试图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文字的力量，让你们听见，让你们感觉到，而首先，是让你们看见。”这意味着，“在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和作为接受的观众（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布鲁斯东《小说到电影》）。这种心灵关系，是我以及和与我相似出身的同龄作家们携手创造的新世界。它一定不是真实，也不具备修改历史进程的雄心，但它反映了我们心灵深处的渴望。和历史中那些枯燥的工人家庭的刻板印象不一样，我们有那么强烈的感情、那么深沉的欲求，在文学中开凿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起点是家庭，边界则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虚拟世界，也许在多重宇宙。也许书写家庭的初衷是为了反家庭，但它自由下行，兢兢业业地抒情，最终，又回到了对“家”的沉思中。

《细民盛宴》《家族试验》《樱桃青衣》，令我完成了情感意义上的自我成长。在文学的道路上，我是非常幸运的人。我还在写一些新的东西，也许再过十年，当下的生活“宇宙”又会再度丧失唯一性。一切都可复制、又不复存在，我们的生活历史都被凝结成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