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李馨、顾今、朱婧3人正在讨论中

朱婧的小说与当下有很紧密的贴合。或是不安循规蹈矩的一次出逃，或是美与幻梦的一次找寻，亦或是对现代人存在方式的一种提问和构想。在语言所构建的丛林中游走和寻觅，那有关美与灵的檐滴总是在不经意间落下，像带有隐喻的启示，刹那间留下遍布周身的芬芳。

寻找生活的“异类”

曹李馨：你的短篇小说集《譬若檐滴》中，有好几篇小说都提到了“异类”这个关键词。如《那只狗要去安徽》中“我们是最平凡的人，我们都不是因为勇敢无畏来获得生活的嘉赏，我们都小心犹豫地生活以避免成为异类”。主人公们似乎害怕成为或努力避免着成为异类，却又不甘心被社会规训。您觉得该怎样理解这样一种矛盾心理呢？这样一种心理是否具有代际特征？

朱 婧：我觉得是一个内和外的问题。我们向内的生活里，或多或少有一些个人性的东西，向外的生活又有一套被规范的东西。想到很久之前我写过的《安第斯山的青蛙》，也会联想到文珍写的一系列“废柴青年”的故事，有篇小说叫《咪咪花生》，这位主人公的生活就具有典型的向内与向外的面向。在向外的生活里，他是一个很标准的白领，能够很好地处理职场上的事务；但是在他独处的时候，没有一点被生活欲望所驱动的热情。他是异类吗？事实是，向外时他肯定要符合一般性的规范，他得生存；但向内时，他未必按照一种规则生活。小说里有一个细节讲这个年轻人生病发高烧，那段时间他正好在休年假，他就努力吃药调整，让自己在假期内痊愈。假期结束了，他的生病状态真的就结束了。他把这个不正常态——其实生病是一种隐喻——把它控制在内部，不在外部呈现出来。

所以，“异类”不是绝对的。我们呈现给外部世界的样态，跟内部可能是有偏差的。这种人对于自我的确认，对于主体性的自我提问，在文学作品中被放大了，所以有些问题才成为了问题。我们的文学作品根植于现实内容，所以它可能也有一种所谓的“代际”特征。现在好多人讲，年轻人很多时候更容易被规则驯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生存压力在增大。我们会更早地学会跟外部世界建立一种合作，另外一方面，因为每个生命阶段占有更多讯息和拥有更多自我发展的空间，我们内部的发展中有了相对丰茂的一种可能。

“他”视角与性别对话

曹李馨：表达符合规范秩序与逃离以寻觅某种真实之间的挣扎，您似乎较为倾向于用男性视角来呈现。为何会选取这样一种“他”视角？您怎样看待从另一性别入手来观察世界的这样一种叙述角度？

朱 婧：女性作者如果选择“他”视角，很多时候是为了安全，避免他人因对于小说叙事者的身份和作者社会身份的模糊而产生的联想。此外，对于女性作者而言，在用“他”时比起用“她”能够更好地建立一种性别对话。以这样一种心理建构进入到由女性来书写的世界，你必须强迫自己利用另外一种性别的视角再去看待一些事情。

顾 今：在您的早期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类似于男性“引领”女性的关系模式，比如《半转》中高远对舒小蛮的学业和情感上的影响、《人生若只如初见》中庄周对“我”的思想境界的打开；近些年的作品中却常见一些女性“救赎”男性的情节，比如《天使的救济》《安第斯山的青蛙》等。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转变的？您对两性关系是不是有了新的思考？

朱 婧：我觉得女性在青春成长的时期，她会渴望有不管是学识还是阅历上更为成熟的、类似于父亲的形象，对她产生引导和教养的作用。“救赎”是一个很好的词。其实这种转变的理由很简单，女性成长了，我也成长了。

其实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找一种主体的确认。可能这些女性们也是处在确认自己的过程中。她让自己不再作为在期待和等待中的角色，而是作为一个在某些故事里甚至比男性更能够去面对现实的角色。比如说在《天使的救济》里面，这位女性作为一个曾经在一段惊世骇俗的恋情中扮演女主角的人，年轻时承受了很大压力，去缔结一种反世俗的感情和婚姻。但是等她不再年轻之时，当她的丈夫又开始被新鲜的女性所吸引，她不是没有被伤害和背叛的感受，但是她并没有选择愤怒或报复。也许我的立场不对，但我觉得女性有时能更好地理解一些东西。比如说在亲密关系中，女性能够实现对于另外一个生命的理解。她因为这种理解，有能力去爱护其他的人。

《安第斯山的青蛙》也一样，小仙女的现实生活是非常难的，虽然男主人公“我”一直在期待能跟她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和支持她过一种新的生活，但她已经献身于这份生活很久了。她有了自己的家庭，虽然与丈夫之间有种种的问题，因为生育问题在家庭关系中变得非常被动，在身体上也出现了一种排拒式的逃避。究竟继续往下走是勇敢呢，还是把它丢掉是勇敢呢？谁来定义什么是勇敢呢？我想说女性自己可以来定义。在我的写作中，我会觉得女性对生活比男性有更多一份的理解，它不是两极，不一定是脱离，或是完全依附，她是在一种更广阔的理解以后做出选择的。

探寻家庭生活多个面向

顾 今：在您的作品的早期，经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对“家庭”的皈依感。而您在近年来的作品《那只狗它要去安徽》《危险的妻子》《那般良夜》中都对家庭构建和家庭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考。时至今日，您再去反观当时的写作，您认为是什么造就了您对“家”的这样一份信仰？如今的您怎样看待“家”这个概念？

朱 婧：我家的小朋友，她玩的乐高如果是公主系列的，一定会把公主和王子放在一起。在整个被教养的过程中，就会觉得公主跟王子结婚就是所有幸福的终点。但是你会长大啊，你会知道这不是终点，这可能是起点。年轻的时候对家有一种幻想，跟你长久的被教养的方式有关，跟你成长的过程也有关，当然有很多人也不是这样，但是至少在我的整个被教养的过程中是这样。

后来在《那只狗要去安徽》中，“我”逐渐年长但没有合适对象，不能为了建构一个家，把自己安到某个身份中去，所以“我”选择等待，变成了一个叛逆者，然后“我”逐渐发现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份真正属于家的内容，如果没有的话，“我”宁愿一直等下去。《危险的妻子》是“我”一开始信任这个东西，但是进入了它之后，一切都会变化的，房子会变，两个一起长大的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家是不断在变化的，尤其是处在这样一种复杂变化的社会之中，你想让你的小家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保持一种与世隔绝的安宁，是很难的，你不可能不受影响。

《那般良夜》是往前又推了一些年，来讲父母辈的家庭生活里的一些东西。那些看起来特别平安、传统的家庭模式里面一样有动荡和不安。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们也能够理解父母辈在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中曾经有过的暗礁。但是过去女性的发声可能不像现在这样，很多东西听不到看不到，回望的时候是能够感受到的。我对“家”的理解是随着年龄在变化的。但是即便到现在，我还相信有“家”这一份信仰在，也能够接受和理解其他一些存在。像《那只狗要去安徽》这样一种近乎理想主义色彩的等待；像《危险的妻子》立于危墙而不自知的女性的坚守和忍耐；像《那般良夜》，母亲逃离家庭以后又回到母职后的苍茫无言等等。我觉得女性可以去相信家庭，也可以去选择别的东西，对选择的结果负起责任。其实写《那般良夜》时，我看了韩国的一个小说叫《妈妈你在哪里》，在母亲消失之后，她的孩子们才开始认识到母亲的多个面向。

“自我”的文学与内部可能性

曹李馨：您如何看待“80后”作家群这样一个以代际来定义的作家群体？您觉得代际是否是标志风格和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

朱 婧：“80后”作家如果一定要用代际特征来讲的话，可能在10年前还可以这样讲，现在已经很难用一个基本的代际特征来描述他们在文学上的风貌了。很多人已经开始成为独立的、成熟的作者，风格已经很清晰，像双雪涛、班宇、孙频、张怡微、笛安等，是无法用一种风貌来概括的。与其讲“80后”文学的代际特征，倒不如讲这一代人的代际特征。

这一代人生活上的一些特质导致了他们在用文学反映这一时代所采取的方式的变化。“80后”意味着独生子女时代的正式开始，大家庭结构已经逐渐走向小家庭。以前更多讨论乡村生活，现在是愈来愈个体化的小家庭结构，以及因为独生子女或少子女状态导致的自我关注的强烈化，个体内部发展的可能性。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获得的信息和资源比以前要更加方便、迅速，带来很丰富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在写作中呈现出来。这些生活的内容会影响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