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谁？ 千里之外遇见者的人生，大时代里的小人物
二十多年前，杨遥大学毕业，在家乡山西当乡村教师。村里人多，大人小孩都在，每个村子都有小学，孩子们上学比现在方便，也不用家长接送。当时乡镇基本工作是计划生育和农村税费改革。杨遥回忆，那时乡村相对完整，老少几代都在一片土地上过日子。
又过了10年，杨遥成了乡镇干部，当上了副镇长。乡镇的中心工作和从前已大不一样了，农业税已经免除，处理各种信访事件成为主要任务。直到2015年，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开始吹响。2017年，山西省出台政策，各省市县单位派干部深入基层，杨遥被省作协安排去扶贫点挂职，担任副乡长，协助分管当地扶贫工作。晋北人杨遥第一次深入晋南的乡村，他说，以前也在农村生活，觉得自己对农村很了解，挂职后才发现，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晋北多平川，交通便利，物资也丰饶。杨遥挂职的地方坐落在山区，四周尽是黄土高坡，地貌学叫黄土塬——顶面平坦宽阔、周边为沟谷切割的黄土堆积高地，从高处看就像一道道险峻而贫瘠的土岭。
“交通很不方便，距离倒不远，但是比去趟北京还费劲。”杨遥从太原坐大巴到县城，再坐班车到挂职的乡镇，一天两趟。整个乡镇只有一条很窄的街道，从东走到西用不了十分钟。杨遥住在一个三人间、上下铺的宿舍。旁边不远处是乡里的大灶，一个大水瓮，墙角堆着炭，旁边是锅灶，墙上挂着零星炊具。
杨遥和另外两位作家为了写山西脱贫攻坚的长篇报告文学，也为了全面深入脱贫攻坚战场，三年，杨遥几乎跑遍了山西的58个贫困县，“亲眼看到的变化超乎想象”。水、电、路、网、通讯……脱贫攻坚开始前，很多村子连基本生活保障都不具备。原来山区的村子修旱井，下雨或下雪时，水蓄到井里，一家子用水就指着这口井。平时洗脸、洗手，小孩洗完大人洗，习惯了，没人觉得不干净。而现在山上的村子，只要有几户人家，就都通了水，修了水泥路。
因为地理原因，异地搬迁成为山西很多贫困县脱贫攻坚的主要举措。按国家政策，每户每人不超过25平米，还有搬迁补助。新落成的移民小区同步配套了超市、医院、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有的还专门建立了老年看护中心。但对很多老人来说，土地是他们最后的驻守。一个老人跟杨遥聊天，一说到搬迁就哭了。“他以前在山里自己种菜，搬下来买葱买土豆都得花钱。”改变与适应总是艰难的，好多不愿意搬迁的老人，到新小区住上一段时间，习惯了之后也觉得比山里优越很多。
国家脱贫攻坚的主要政策是“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在各类扶持和补助下，贫困县的基本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杨遥说，不是说农村就意味着贫穷，真正困难的，要么是家中有人得重病，开销大负担重；要么是因为发生事故缺乏劳动能力；还有的是违背计划生育政策，孩子越生越多，也越来越穷……针对这些情况，政府都出台了相对应的扶贫措施。
杨遥觉得，通过脱贫攻坚，农村与其他地区甚至时代的距离拉近了。“以前的农村比较封闭，掌握话语权的人常有血缘关系，脱贫攻坚展开后，外部力量的引导与监督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家有了一种新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让人们有为之努力的事儿，有念想，有希望，比单纯的物质补贴更长远。杨遥走访的贫困县里，有的村干部能干，带领村民一起，以前种蔬菜，现在种药材，或者开发新的养殖产业，改变以往单一的务农模式，增加新创收。比如服装加工业，近年来涌现到了北方贫困山区。外面工厂接到订单再分到村里，“一天50块钱左右，一年下来也有小两万，对他们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村里妇女除了带孩子做饭，也相当于就业了。
还有不少地方根据风景特点开发旅游业。杨遥走访过一个村子，依山傍水，建设得特别漂亮。村子一年旅游收入近百万，村民们开个小卖部，做做饭，或者打点零工，收入足以改善生活。一些头脑灵活且有见识的企业带头人，看到了国家和政府对扶贫的投入力度，将阵地转移到农村。杨遥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以前开焦化厂的，回乡弄了个香菇养殖场，从人力、设备到技术，都是最先进的。还认识一个以前开煤矿厂的，现在转行到农村养鸡，规模特别大，一年产值过亿，还吸引了很多其他行业投资，他一个人，一件事，就能带领全县人脱贫致富”。
走一遭下来，杨遥感觉，现在农村里还有一部分人思想相对固化，需要拉一把，推一把。凡是有想法、愿意干的人，精气神饱满，发展得也相对好一些。网络的便捷让村民们接触到了更丰富的讯息，“以前农村也有变化，但不是特别大。这几年有各种各样想法的人多了，机会也多了”。
杨遥到过武乡县，山西省长治市的一个老区，那里“微商”成了潮流。有意思的是，做微商的人大多在40岁以上，最大的70多岁，他们在手机上卖当地土特产，“绿色环保纯天然食品”。好的时候一年下来收入几万块钱，对村里人来说足以改变生活。为此杨遥写了一部微商题材的中篇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日子好了，生活水平高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现在原有贫困县的生活能达到基本标准，以前的贫困户也不局限于满足简单生活需求。”杨遥去过一个村子，做装潢业的特别多，他问村书记，你们装潢都去哪儿？书记说，心有多大，去的地方就有多远。
杨遥还遇到过一个月嫂，38岁，经过正式培训后上岗，在山西当地干了一阵，去了太原，又跑到汕头，在汕头得知深圳月嫂挣得多，于是买了机票连夜出发。今年初她联系好了涉外机构，本来想去加拿大当月嫂，因为疫情没去成。在家的几个月，自己花两万块钱考了5个证。“人家说学习不能停，懂得多了，专业了，自然雇得人多。”杨遥说，“现在村里有规划、有追求的人不在少数呢。”新来的村干部想在元旦办乡村晚会，担心没有多少人参加，结果报名的人很踊跃，与贫困斗争的人们对美好事情也有追求和期待。
说到扶贫干部，杨遥第一印象是辛苦。真正深入农村不像一般采风。以前有同事下去挂职，回来和杨遥讲脱贫，讲第一书记，杨遥还不理解，等真到了脱贫攻坚中的农村，才明白现实和想象完全不一样。“各种检查各种表格各种你要解决的，家里的事情啥也顾不上。开展工作也不是简单的逻辑和决定，往往办一件事，有很多客观因素牵制，很不容易。”杨遥感叹，“刚开始老百姓对你也不信任，工作真的挺难的。”
在发表于《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大地》中，杨遥写了驻村干部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体验。每一位扶贫干部背后都有父亲母亲，有丈夫、妻子、孩子，他们为“大家”时，怎样爱“小家”？在这部小说里，杨遥始终坚持一个朴素观点：老百姓喜欢的到底是能和他们走到一起的、贴心的干部。办实事办好事的人，就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护。
变化在哪？
村干部也好，村民也好，开始真正思考起来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经典之作《乡土中国》，沈念读过十余遍。很多精彩的论断，藏着丰富而开阔的释义。从2019年初至今，沈念深入乡村，在具体生活中找到成为“释义”的释义之证。
去年初，沈念还在学校准备论文答辩，单位安排他借调到省委脱贫攻坚督查组，前往湘南山区。沈念生活在湘北平原，参与扶贫工作每次下乡十天半月，选一个乡镇居住，早出晚归，连点带片把周边村镇的督查工作完成。如此每月往返十余次，每次带着不同任务，沈念走过了湘南山区的100多个村庄。
“督察”有国家制定的各项衡量标准，比如饮水是否安全，道路是否便捷，危房改造质量如何，扶贫款项有没有落实等。每个小组到一个村子，要按照指标随机入户走访。督查主题也不同，有的是看卫生情况，有的是看异地搬迁安置情况。督察组单独行动，食宿也都自行安排，希望能真正面对老百姓，了解真实的情况。
“贫困村的变化很大，基础设施有了很多改变。扶贫干部能力强，单位实力强的，变化更明显。”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实地摸底，没达标的建档立卡，对口进行脱贫帮扶。家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着哪一年入贫，哪一年脱贫。去年沈念再去看时，没有脱贫的人家已经很少了。
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桐口瑶族村，有近千年历史，是沈念申报的中国作协深入生活项目所在地。村里有一百多户、六百多人，以前是贫困村，驻村的扶贫干部干了三年，定点扶贫单位援助山区整体搬迁，投入四千万，新建了独立楼房，发展民宿等乡村旅游业，改善了村民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沈念住的那户人家，女主人参加了村里的舞蹈队，有游客来了进行表演，其他时间干干农活，经营住宿，“有的人家还开了杂货店，虽然人气不是很旺，每月也能增加2000元左右的收入，再加上家里有人外出务工，可以说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下乡督查，沈念接触了很多扶贫干部。“他们工作都很忙碌，脱贫攻坚时间久，各种各样的事情下达到基层，都负担在他们身上。”沈念说，“大家都很有责任心，每个人做事方式不同，思考问题角度不同，能力大小也不一样。有的人最初意识不强，但有扶贫工作队层层把关和检查，扶贫干部们整体上精神面貌是积极的，勤恳用心的。”
与沈念同行的村干部，有几位是“老扶贫”了。其中有位老处长，从2014年起就到了县联点扶贫，先当了三年扶贫队长，接着干了两年督查，从县里到村里的干部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聊起几年来的经历，他们有时眉飞色舞，有时也心情沉重。
有想法，有干劲，扶贫真做起来，具体到每个项目，每个细节，很多时候甚至会遇到重重困难。沈念说，扶贫这两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并不是单纯投入资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中可能会遇到村民不理解不支持，县乡对接不到位，相关人员对于工作想法不一致，还有自然生态的客观阻碍等大小问题。乡土社会的变化与迁移成了基层干部面临的难题。扶贫工作中有很多这样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除了沟通和协调，更需要设身处地地想，多一分理解的温度。
一路上，他们讲酸甜苦辣的经历，印在沈念心里，不只是故事素材，更是人性在生活中的吐丝结网、落地生根。扶贫干部与贫困村、村干部、村民的关系成了扶贫发展中的微妙之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有了不同的追求方式与抵达结果。
短篇小说《天总会亮》就是沈念扶贫经历的文学产物之一。关于一个残疾家庭摆脱贫困、信念重建的故事，沈念选择以孩子的视角折射扶贫带来的生活之变。进入乡村，深入脱贫攻坚现场，沈念前后写了5个中短篇小说并将集结出版。最初，他未曾想到会写这个题材的文学作品，“及至深入乡村（扶贫）一线的人事之中，我被身边的扶贫人、乡村之变所感染，也因此对乡土有了不同层面的思索”。
湘南山区的房子大多建在山上，沿着修好的乡村公路，房子零星，屋门紧锁，问询后才得知，主人不是到山上种地，就是到镇上或外地打工，留下少数的老人孩子。山路多弯，走到一个坳口，见一个长相奇特的老人坐在一幢老旧房子的屋檐下，望着通往山下的路，沉默不语。家中只有老两口，男主人76岁，女主人68岁。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男的放牛，遇到大雨，从山上滑倒摔落陡崖，被一棵树拦腰救下，额头重重磕在树干上，脑袋整个凹进去一大块。他就是刊发于《十月》的沈念中篇小说《空山》中，易地搬迁钉子户“彭老招”的原型。
老人有一个儿子，1977年出生，6年前离家后不知所踪。老人已不再有能力外出寻子。去年市委领导走访到此，开始帮着寻人。
这些千里之外遇见者的人生，大时代里的芸芸众生，他们难以言述的心情唤起了沈念的创作冲动。写作《空山》，是沈念在下乡途中进行的目前体量最大的一个作品。“更深层的原因是，在乡村建设铺天盖地的当下，他们就是我们，谁都不是独立的存在。”
聚焦于平凡的生命，聚焦时代洪流之下的变迁，沈念写下此刻乡村发生的现实，更多隐含着对乡村命运的思考，充分理解，才能融入、改变与重建。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少人忧思乡村的淳朴自然是否会在前进中消失，在沈念看来，守和变，是一种能量守恒。
“一方面乡村同城市接轨，一方面是自身的建设。不同地域有不同特点，不同人群也有不同发展方式。乡村未来的发展道路漫长，需要真正的有识之士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如何科学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今年上半年，沈念去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当地政府专门请了北京的设计团队，对10个村庄进行规划设计。团队负责人是平江人，带着建设家乡的理想回来，地方政府提供财力与精神双重支持。设计团队根据村庄布局、地理地貌、房屋建设、人口资源、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整体布局。沈念有很大触动，如今乡村在发展变化，需要真正懂这片土地的人合理规划，从全局出发考虑。沈念到山上去，有时能看见花费上百万修的公路，异地搬迁后，山上的人搬了下来，公路就闲置了吗？能否在山上建设其他项目，使公路派上别的用处，这些都是沈念行乡途中思考的问题。
“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脱离了贫困，乡村建设还有其他问题存在。经过这一轮精准扶贫，乡村整体基础设施提升很大，未来更需要巩固和保障它的成果，让已脱贫的贫困户减少遭遇疾病和灾难的返贫风险。对这次未划入到扶贫范围内的家庭，也需要给予必要关注和相关措施，要使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沈念觉得，未来乡村建设应该更好，既有自然的淳朴气息，也适宜人们便利地居住。
去年初，沈念在一个“千年瑶寨”住过几天，他想追溯此地的“千年”来历，可原生态的民族地域文化少有踪迹，倒是见识了逢年过节广场上表演的长鼓，大小不一，长短不同，也有几只上了年岁的老鼓，让他对瑶族的长鼓实物建立了初印象。后来。他见到了村子里一位专门从事瑶族长鼓舞表演的民间老艺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明华。
矮个子，戴顶鸭舌帽，其貌不扬的赵老从屋里走出来，打开话匣子，和沈念反复讲述爱人离世的经过。声音齉齉的，像是感冒了。这一次交谈让沈念从山村回城之后，耳畔还时常响起临走问赵老还打不打长鼓时他的回答：“打不便了！”一个“便”字，道出了生活里的曲折起伏、得失欢悲。费孝通说，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如此细思，长鼓舞传承人的“当前”，既有着个人“过去”的投影，也是一个民族“过去”的投影。在传承的主动与被动、记忆的存留与舍弃之间，沈念创作出了中篇小说《长鼓王》，发表在2020年第7期《人民文学》。
参与脱贫攻坚，沈念认为最大的变化是对人心智的改变。“大家的观念和信念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地方，村干部也好，村民也好，包括扶贫工作队，都是有主动性的，开始真正思考起来。”脱贫攻坚为乡村打开了一扇窗口，村里的百姓们以新面貌对生活，对未来，燃起了新的希望。
我又如何？
就那么一眼，我就知道我将会收获什么
写完《百里洲纪事》，朱朝敏几乎被掏空，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还停留在记录的那些事情上。现在，朱朝敏又开始写作了，有了许多新想法，“我无法说清这里面的秘密所在。”
百里洲几乎是朱朝敏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她在那里成长。那时，百里洲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势较高，堰塘、深潭、沟渠遍布，因为地处长江水流之中，每年夏季都要遭受或大或小的洪涝灾害，所以当地人建筑房屋时必须先筑高台，再在高台上建屋。百里洲由千年泥沙堆积而成，土壤适合种植棉花和沙梨，洲棉和沙梨闻名全国，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后来，受到经济大潮冲击和交通不便的影响，百里洲日益衰败。主要表现在经济收入少，种植棉花和蔬菜因农药使用过度，造成了土壤和水流的污染，还有不少农民中毒，医治好也留下了身体残疾和精神问题。“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
2017年，朱朝敏参加全市精准扶贫工作，负责联系4户贫困户。一趟归乡之旅，逆着时光的河流溯回故土，恰恰与文学曲径通幽了，“文学就是追根溯源啊”。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几百万人次的干部群众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枝江就有上万名扶贫干部投身其中。百里洲镇因为四周环水，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人口有6000余人。脱贫攻坚以来，百里洲镇每年减少300余名贫困人口。2017年下半年精准扶贫工作加大力度、全面铺开，湖北省很多单位联系了相应的乡镇村庄，不仅公务员对口帮扶贫困户，其他在编在岗的人也安排了联系对象，每人一到五户不等。朱朝敏说，帮扶机制包括驻村工作队，专职驻村人员一周五天四夜守在村里，其他帮扶人员每个月必须联系帮扶对象一到两次。
2019年，朱朝敏得到了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扶持，到百里洲下乡更为频繁了，几乎每周都去。几年下来，帮扶干部与扶贫对象彼此熟悉，甚至成了亲人般的关系。“今年疫情期间，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用电话联系，彼此鼓励祝福。帮扶人员一起想办法帮他们销售农产品，比如蔬菜、鱼、蜂蜜、菌子等，可以说，我所知的贫困户，没有一家因为疫情而导致农产品浪费。”
百里洲所在的宜昌市枝江市，少山地，扶贫工作不涉及异地搬迁，在帮扶工作中朱朝敏注意到，所谓的贫困户几乎没人因为懒惰等主观原因，“恰恰相反，尤其那些重点贫困户，他们内心敏感，极有尊严感。但是，他们经济收入少甚至没有，致贫原因几乎都是因病致贫或因残致贫”。天灾人祸难免，“可是，烦也不能抛弃这个家啊”。
现实的乡村就是精准扶贫政策下的当下乡村，是民心民情最集中的地方。朱朝敏在《百里洲纪事》后记里写到：“几乎每天，都有烧心的事情发生。那些事情总是融合了前尘旧事、即刻生存状况和未来的思虑，换句话说，某个特定时间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包含了时光的味道，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其复杂性迫使你去了解去交流去思考，关于生老病死，关于世故人情、人心人性，关于时代环境，关于精神向度。”
参加脱贫攻坚以来，朱朝敏几乎走遍了百里洲镇的每个角落，采访的家庭和帮扶人员近百名。《百里洲纪事》记录了脱贫攻坚一线的12个故事，12种脱贫之道。但无论哪一个，均关乎心灵和精神，聚焦人的遭际，人的蜕变，人的喜悦，人的绝望，还有从绝望中生出的光亮。朱朝敏觉得，自己之于他们，是聆听者，也是一名接受恩典的受惠者。
选材时，朱朝敏没有特意考量写哪个，“与他们交流时，我被感动了，就决定要写写他们及帮扶人员艰难创业的事情。”无论如何卑微困窘，他们向善向上追求美好明天的精神，犹如萤火之光，熠熠闪耀。在朱朝敏眼中，他们不幸遭受了困顿，值得同情，更值得理解。谁又能那么幸运地躲过所有困厄呢？采访中，听到他们的叙述，朱朝敏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区别。“我要写出他们在羁绊下的挣扎，写出他们的蜕变。我知道，他们（包括帮扶人员）的灵与肉都在变化，在变化中完成了个体和时代的彼此构建。我想，这才是文学笔调下的脱贫攻坚战记录。”
在百里洲，朱朝敏深深感到，弱势者的心理困惑，大多数时候以“贫困”面目显形，换而言之，“贫困”有多深，心理问题就有多深。因而她写下这样一段话：假如当下中国的叙事不给予乡村中弱势群体的心理以足够关注，是无法反映出这个庞大群体内心的困惑的。解答不了内心的困惑，精准扶贫也就只能停留在一些即时的表面状态上。
采访了许多家庭和帮扶对象后，朱朝敏发现自己“小瞧”了她的亲人和这块土地。书中12个故事涉及到的12户帮扶对象，朱朝敏曾在不同时期去探访过多次，并为每篇文章写下了一篇后记。开篇《塔灯》里的主人公杨勇，两个儿子今年因为疫情一直待在家里，父子三人相处大半年，闲着没事，就大面积地种植花菜、蒜苗、辣椒、豇豆等等，他们的对口帮扶人员是朱朝敏的先生，他组织亲朋好友买了他们所有蔬菜，到8月份西瓜成熟，又联系某单位工会全部购买。8月份，杨勇两个儿子分别出去打工，收入比去年增加不少。朱朝敏后来了解到，他现在的心思更多放在大儿子结婚的事情上，人有了憧憬，心情好了，精神面貌自然大有改观。
朱朝敏的单位同事个个都是扶贫干部，所在城市里的同学和朋友也都是。精准扶贫开展以来，下乡是常态，入户走访有时还帮着农户干些农活，与他们唠嗑了解家庭琐事、收入…… “时间长了，彼此什么话都讲，关系比亲人还亲。”朱朝敏说，随着各种政策和帮扶措施出台，农村的物质贫困消减了，心灵方面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他们道出来，说给你听，作为帮扶人员，去共情，去理解，去想办法解决。同时，他们也在帮扶过程中被砥砺出宽广的精神世界。这是双向构建和成长。”最重要的是，真心真诚地对待扶贫对象，以心换心，建立一种亲人关系，只有获得彼此信任，才能打开对方心灵。“这些都是基本工作，看似简单，实际琐碎，极需耐心和细致。”
精准扶贫的核心词是现场感，精神与身体都已深入百里洲的朱朝敏觉得，距离无法避免地存在。“但又感谢这个距离，给予观察者和记录者一个喘息的空间，去发现去思考。”能够写作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作品，朱朝敏认为是一种幸运，因为乡村，也因为文学。两者的彼此渗透，才能将生命的复杂性全盘托出。
脱贫攻坚下的乡村，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繁衍与新生。也有人担心，某天乡村记忆也将被束之高阁，对此朱朝敏赞同又不赞同。“我还是要说，乡村对中国人而言，是千百年来延续的一种公众情绪，早已融化于我们的血肉和骨髓里。……它统率了我们的口味、方言和精神认知，还规避了一些禁忌。这是源远流长的河流。所以，高楼大厦矗立的城市，归根结底，也是乡村的秘密衍生。”
乡村之于中国，如同百里洲之于朱朝敏。百里洲是她的故乡，童年少年甚至部分青春期她都在百里洲度过，对它的了解深入骨髓。然而，有时又觉得陌生，犹如面对一方异域。18岁以前她曾下定决心要远离它。终于，朱朝敏和两个姐姐走出了百里洲，朱朝敏离它最近，仅仅一江之隔。
现在，三姐妹都已到中年，时不时在微信里说起故乡。那恰恰是一种见证，见证了生命的成长，见证了对人世最初的理解。就在镜子般的见证前，朱朝敏明白了，今生，无论离百里洲多远，实际都摆脱不了它的影响。这次因为扶贫重返百里洲，朱朝敏重新调整了角度和视野，就像镜头拉长拉宽了——宽阔无垠的背景下，那些熟知的故土人物不经意就闯了进来。
“就那么一眼，我就知道我将会收获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