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润良

张学东中篇新作《太平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老实巴交的农民顾产过了一个不太平的年，在得知哥哥顾责在城里打人被开除公职、妹妹顾乐未婚先孕等窝心事并且遭遇了乡人的冷嘲热讽后，酒后一时冲动把老婆国英打伤被抓进了派出所。

《太平年》以“太平年”这个暗含讽意的词语为题，叙述了一个底层家庭如何失去“平衡”，导致伤害的发生、最终又重获平衡的过程。事实上，在年关这个本应该万家团圆、喜庆的节点前，这个平衡已经打破了。首先是顾产和妻子国英的经济状况不佳，他们辛辛苦苦种的西红柿卖不出去，只能烂在地里。可以说，顾产和国英的小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广大西部农村是具有代表性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自然就积蓄了各种蓄势待发的负能量。其次，这个农民家庭惟一的骄傲老大顾责，因为打人失去公职，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他们的母亲也因此突发疾病去世。在农村，家里有人在城里端“铁饭碗”是让人倍觉荣耀的事，顾责的出事给顾产造成的压力和落差是他在哥哥没有回来过年之前尚未清晰意识到的，即使母亲已经因此去世。因此，在顾责和顾乐回家过年之前，这个小家庭事实上已经失去平衡、酝酿了造就悲剧的危机。妹妹顾乐未婚先孕和流产的“丑闻”成为村里长舌妇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借酒浇愁的顾产向牢骚满腹的妻子国英挥起了手中的酒瓶。张学东以不疾不徐的叙述，一步步将笔下的人物引导到最终的现场。

好的作品总是能激发我们探索和解读的无尽兴趣，仅仅就小说的叙述类型而言，我们不妨将它视为一部新社会问题小说，这或许更能彰显它在当下的独特意义。在张学东的创作历程中，有一部作品至关重要。2003年，张学东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小说《送一个人上路》，有着敏锐的社会问题意识，所表现的是，当年的乌托邦的许诺都破产了，只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谁来兑现这些许诺？这是一个颇为尖锐而深刻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学报刊发表了一批紧贴社会实际，关注社会生活、婚姻、工作等各方面问题的小说作品，借此讨论了新时期相关的社会问题，可惜这一创作风潮没有引起更多的持续关注，很快被其他创作思潮所掩盖。新世纪文坛更多的是所谓“个人化叙述”的各种语言实验等，而少了有真正社会问题关切的文学力作。从《送一个人上路》到《寸铁》《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以及《太平年》等作品，张学东健步走上“新社会问题小说”创作之路，以新鲜有力的文风、超强的虚构能力与悲悯之心，聚焦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群体与问题，体察历史与现实中的伤痛，写出了一篇篇直击人心的力作。

《太平年》规避了以往社会问题小说容易出现的不重视写人、作者的笔不是跟着人物走而是跟着问题走等通病，着力挖掘问题背后复杂的人性、社会、历史根源。《太平年》中的顾产之所以对妻子搞家暴，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压力、乡人舆论的压力，也与他从父亲身上承袭而来的暴力基因有关。这种暴力是一种弱者的暴力，当一个弱者无力面对生活的重压时，他会把暴力转嫁给更弱小的身边的亲人，就如同顾产兄妹的父亲当年经常对他们的母亲施暴。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顾产兄妹三人依然是现实中的弱者。即使是曾经在城市有正式工作的顾责，虽然小说没有具体交代他在城市中的处境，但一个城里人眼中的“凤凰男”的处境估计不会好到哪里去。顾责的抑郁症、顾乐的缺乏安全感以及暧昧的男女关系无疑都与父亲的“遗传”有关。顾家的症候因此可以理解为更宽广意义上的中国农民家庭的症候，也是当下中国城乡症候的集中体现。不仅要聚焦新的社会问题，更要有人性与历史的深度，正是因为达到这样的表现历史与现实的深广度，《太平年》作为张学东“新社会问题小说”的又一力作方能彰显其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