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写作之初，我有一个目标：写出属于我们自己民族和我生活的这片土地的不可复制的惟一存在感。但在这些年的写作过程中，我反思了一下，好像没有做得那么极致，或者说没有那么深刻，我一直流动在“地面”上，根据地势的引导改变方向，或宽或窄，或快或慢，主观表达着感受到的一切。但深入地挖掘，到核心区域去才是我的目的。

我很想写一部草原氛围和气息浓厚的作品，但在写作的实际过程中，写作本能的会产生一种基本的防御性，它会把那些于作品无益的、过多的情怀斩杀掉，不让其破坏作品的艺术感。这种本能就是一个作家一定要有（而且是培养出来）的写作意识。这个东西是神秘的，但你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存在。我想到的是写小说时作者的基本状态，即他无意识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特别的。大部分作者都写不出有特点的东西，而生存于单一环境中的作家更是如此，能够写出独特的，有辨识度的，往往都是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创作者。

谢有顺认为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根据地是什么，就是一片和这个作家的生命和经验，和感官命格紧紧相依密联的地方。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地域性质极强，或者说是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根据地的作家，像莫言、余华、贾平凹、苏童、迟子建、路遥、陈忠实……

国外的作家也是如此。对于福克纳来说，地域感意味着一切。他是最会挖掘地域文化的一个作家，他从他钟爱的那片地域的人文历史中发现和想象诸多细节，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这就是他的作品那么深刻又生动的重要原因。在一部福克纳的传记中，作者提出，他的小说，一开始就会与艾略特所称的“意义深重的土地”紧紧缠绕，然而有关地域的外在细节很快就会成为内部细节，也就是他笔下人物的灵魂细节——他们观察事物的视角，他们的血脉、家庭、社会以及地理背景所取代。由此，在福克纳笔下，地域超越了纯粹的空间概念，成为了作家的精神落脚点。

我写的小说几乎所有都是有地域性质的，这种地域性有多少可靠的部分，假如把背景置换，或者适当的调整，让整个故事脱离地域的束缚，这部小说到底能不能成立？我以前有过几次这样的实验，我写出来的几个短篇小说中，其草原、牧区的日常状态并不能给小说提供惟一的特色。这在一方面说明我的写作“根据地”意识并不牢固，但另一方面也能够自然地脱开束缚，并不非要用地域环境和民族性才能书写，我所处的环境并不能彻彻底底影响我的写作。我想这和我的经历有关。从童年起，我短暂的学校生涯一半在县城一半在农村，从学校出来又开始打工，其中有几年时间是在西宁、北京、郑州这样的大城市，杂七杂八的工作和环境让我的写作并没有形成一种纯粹的草原性，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我并不刻意去追求这样的一种效果。但在另一方面，如我前面所说，我很愿意打造自己的一个“根据地”，深入地挖掘，在其广度、密度、深度各方面拓展，在一片不用很大的土地上创建出一个丰富而有活力的世界。这样说仿佛很矛盾，但其实一点也不，这就好比草原和玫瑰花，虽然草原上种不出玫瑰花，但玫瑰花和草原却有天然的契合度。有玫瑰花的草原会更加迷人。

阿来的创作把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很好地和当下的汉语语境融为一体，实现了高层次的美学追求。但是更多的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学作品，过分执著于民族文化和地方风俗，缺失了文学最重要的艺术品质。作者本能地给自己套上要传承发扬民族文化的责任，却往往适得其反。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你在草原上写作，身在“局”中，反而受到的影响很小；但是当你生活在城市里，你的写作便更鲜明更有力更具有欺骗性，你写作的是星辰大海，但作品的本质是草原。

写作就是这样，环境只是一部分因素，而如何平衡民族性、地方性和文学性是一个大难题。尤其对于一个写小说的牧人来说，生活就像一个硬币，当正面对着你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因为马上它的反面就会出现。那不好的一面你得去扛住，然后解决掉，它的沉重的压力如果你受不了，你会被压倒。所以，我特别警惕写作顺心、生活协调的那种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本身是循环的，不会一直是这样，如果你沉迷其中而没有防范，就会受伤。我警告自己，每当它抚摸我一次，我就死了一次。然而，每一次我经历了之后，都有一种充满快意的感觉，仿佛历经万难，我对自己的支配又加深了一部分。而写作，或者说小说创作能够提供给我的，是生活中惟一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