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8年走进复旦大学，见到贾植芳与任敏夫妇，从此开始写一系列的英文作品。英语与时代，共同形塑着我对于书评的形象认知。

记得我在翻译《枯季思絮》的时候，一直在阅读英国作家、文学研究家杰拉尔德·布瑞南的作品。布瑞南，1894年生于马耳他，自1920年起一直居住在西班牙，主要从事西班牙文学的研究，也创作了自传性的小说。在创作和研究过程中，他记下了许多片段感想。1978年，他在84岁高龄之际，将多年积累下的这些手记汇集出版，将书名定为《枯季思絮》（Thoughts In Dry Season）。

依我之见，他大概将创作和研究的间隔时期，看成是非丰收季节，故名之为“枯季”，而这些手记则是这枯季之中的万千思絮。其实，这些手记本身就很精彩，同样可以看作是丰收，一种思想和创作的丰收。在这些手记中，布瑞南对人生、艺术诸方面作了充满智慧和才华的表述。或转引他人之论，以强调其重要，或寥寥数语，抒发瞬间感受，记录深切领悟。读来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对作者布瑞南，我没有更多的了解。但在翻译过程中，我仿佛总是看到一位慈祥和蔼、机警智慧的老者，噙着烟斗，在他的书房里对着青年人微笑。能够译完这本散文集，首先得感谢贾植芳先生，早在1981年，他就将这本散文集推荐给我，鼓励我将之译出。8年过去，其间几番创作的喜悦和痛苦，都未能使我淡忘先生的推荐。如今，在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的热情催促下，终于将全书译出。对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谨表示谢意。冯亦代先生于百忙之中为拙译作序，他的赞语我受之有愧，他的厚爱则使我深为感谢。

在复旦大学期间，我第一次读到E.M.福斯特的演讲集《小说面面观》，引起兴趣的不只是他对小说艺术的独到见解，他将传统文学观与现代派的意识相交融的独特表述，更在于他的语言风格。他充分地发挥演讲这一特殊形式的特点，出色地把自己的智慧、学识、文才结合起来。我想，我爱读它，并不只是作为理论作品来读，而是把它当作充满智慧、学识的优美随笔来读。随后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印度之行》《一间看风景的房间》，在1985年、1986年相继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并在中国放映，使人们得以有机会领略这位英国著名作家的风采。

后来，我开始翻译《福斯特散文选》，于我而言是一种能力的锻炼，一种学识和艺术的补充，我总有由衷的喜悦。对于读者来说，我希望这些译文也能给他们带来阅读的快乐。我得到萧乾先生、瑞典朋友倪尔思先生（Nils Olof Ericsson）的帮助，他们为我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为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光闪烁，云飞翔”，于我而言，是《黄昏大地》最好的故事。

1992年，在我第一次访问瑞典前夕，一位翻译过沈从文作品的瑞典汉学家朋友倪尔思先生，送我一本他所喜欢的瑞典诗人拉各维斯特（Par Lagerkvist 1891-1974）的诗集，并在扉页上特地写上这样一段话：“这些诗已经陪伴我许多年，因为它们表达出我自己所感受到的情感和思想。也许它们更内在地反映了我们两种文化所共同拥有的东西。”

拉各维斯特曾在195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本《黄昏大地》（Evening Land）是英、瑞文对照本，而英译者之一则是美国著名诗人奥登（W.H.Auden），另一位译者是瑞典学者、翻译家斯嘉贝格（Leif Sjoberg）。在瑞典访问近两个月，我将这本诗集带在身边，不时欣赏。从英译本序言中得知，在瑞典文学中，“自然”一直是诗人们所热衷的主题。从瑞典文学开始成熟的17世纪至今，围绕自然与人而展开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文学内容。可惜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无法对这方面做最基本的了解。不过在同一序言中，有奥登翻译的另外5位瑞典诗人的5首诗，其中伦德克维斯特（Arthur Lundkvist)的《树木之爱》(A Love of Wood)把自然与人类生命作为一个相交融的整体来描述。

《树木之爱》最后四句写到：

最终我将溶进树木，

在嘴中在喉间感觉树木，

感觉到树木把我拥抱

那么执著，安稳，直到永远。

访问瑞典归来，自那之后，几年时间里《黄昏大地》成了我不时阅读的书。我非诗人，也非翻译家，但我喜欢这些诗，甚至心血来潮，用大半年时间，斗胆将整部诗集译成中文。当年，我翻译它们不是为了发表，而是打印出来，分送给周围的朋友，希望朋友们也能欣赏到这些有着优美意象和深邃宗教感的作品。

“黄昏大地”，一个富有诗意的意象。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进这种情景之中。宇宙之间，天空与大地之间，朝阳与黄昏之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棵树，一片树叶，一缕草叶呼吸的气息，消融于黄昏大地。仰望天空，光闪烁，云飞翔……

在《收获》杂志之间，我写下了“封面中国”的三本书。我记得，鲁斯是在山东登州来到这里，戚继光故居牌坊也在这里。

许多年，我写下以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叙述相映照的方式，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同时，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我又努力将个人的实地寻访、现实思考等内容放进去，使其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叙述。我希望这一方式能够引起人们对那段历史、那些人物的兴趣，从而为认识历史提供不同的角度。

我读过一本专门研究《时代》封面人物的专著《谁在〈时代〉封面上？》，作者列努斯(Donald J. Lehnus)研究的是1923—1977年封面人物。作者写道：“这项对2814个封面(自1923年3月3日到1977年1月3日刊出)的研究已经表明，《时代》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号，它们代表着当时国内外事务，代表着美国社会生活，代表着科技与艺术，代表着文明发展历程的方向以及人类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作者有句话说得很好：“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

当我排列其上那些中国人物的姓名时，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风云变幻、场面恢弘的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我非史学家，但历史兴趣却使我一直热衷于回望历史。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感悟现实，从而充实今日的情感。我很欣赏德国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这本书中的一句话：“其实，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

我一直在想，评书者，也就是描述历史之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采取何种角度，他的笔就应是一个熔炉，史料和人物命运被融化而出，凝固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