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2》的创作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思索如何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寻求平衡。

众所周知，《大江大河》的原著小说非常优秀，正如制片人侯鸿亮所言，它就像一把利斧，劈开了社会的不同层面，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人物的现实百态展现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好的原著基础，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影像化传递出这份沉甸甸的现实感。

我们是在2018年开始创作这个剧本的，创作之初我们做了大量的走访和调查。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大家在2018年回首1988年的时候，许多亲历者的记忆都发生了偏差，将他们的回忆和当年的文字资料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记忆里的那个年代明显更加温暖也更具浪漫色彩。二三十年后回头看，历史已然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如果我们用更大的历史维度来思考，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只能在历史中寻找答案，留在我们集体记忆中的究竟是哪些人，哪些事？我个人能记起来的，是孟子的“舍生取义”，是霍去病“封狼居胥”，是岳飞“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是文天祥在伶仃洋上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黄河大合唱》，是《义勇军进行曲》……是一代又一代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为后世子孙留下的那些闪耀千古的理想火种。现在，先辈们的火种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个火种，把他完完整整地交给下一代人。

基于此，我们找到了创作的平衡点，那就是在兼具现实主义风格的前提下，写出改革开放历史上那些并不为人所知却又为理想不计个人得失的英雄。他们，正是我们要创作的人物。

在创作原动力找到之后，困扰我们的就是技术难题了。《大江大河》题材的创作限制比较大，作为献礼改革开放的电视剧，我们基本上屏蔽了那些普通观众喜闻乐见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基本上回避了爽剧的人物塑造和故事节点。留给创作者的，就是要在不大的创作空间里尽量把戏做好看。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寻找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之间的联系，尽量调动观众对于时代记忆的共鸣。《大江大河2》故事伊始，就是1988年压缩基建和1989年禁运这两个矛盾点。从创作技术上看，这两个点基本是趋同的，都属于不可抗力强加在人物身上。作为编剧，我们要解决如何将这两个真实的历史节点用好、用活。经过各种尝试，最终1988年压缩基建成了故事的激励事件，主人公本身的生活轨迹和他所有的人物关系，都随着这个事件推动起来，并且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轨迹上。而禁运这一事件，则成了整个故事中宋运辉线索的第一序列高潮。宋运辉本来是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待遇，但他并不是没有怨言，心里的不平全都在禁运这个时间点上爆发出来。只是这种爆发是在不破坏大局、推动东海项目前进的前提下，这是主人公身上现实与理想交织的一种体现。

南巡讲话是剧中最重要的节点和时代背景。按照一般的戏剧手法，在大高潮之前要先写人物低潮。但我们在南巡讲话这个节点上并没有完全遵从戏剧规则，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低潮，不会轻易出现众叛亲离、生死边缘的际遇。但我们在结构上尽量协调了三条线索的发展步骤，让三个不同身份的主角，在1992年初这个时间点上都遭遇了挫折，同时也尽量保持三条线之间的横向联系和对比。

这一段剧情引发了广泛热议，尤其网络播放量很大，不同年龄的网友都说受到了巨大鼓舞，切身体会到当年南巡的伟大，理解了改革开放给生活带来的好处。作为创作者我们深感欣慰。

再就是故事32集中的那个所谓修罗场饭局，这个饭局最早被我们定义为第三者晚宴。这里面，程开颜看梁思申是情感和家庭的第三者；梁思申看虞山卿是工作和谈判中的第三者；杨巡看寻建祥是自己与梁思申合作中的第三者；而虞山卿又是寻建祥牢狱之灾的始作俑者……各组人物之间都存在着台面下的矛盾，每个人都在文本之下，隐藏着他真正的潜文本。从人物关系的角度出发，这场戏是一个矛盾关系的小爆发，而这个爆发，其实是在故事进行到第二十三四集就开始预埋的线索。当梁思申回国投资这一设计敲定之时，她和程开颜的矛盾就已存在了；而杨巡与寻建祥之间因为是否扩大经营的矛盾也在那一阶段开始预埋，而所有关系中的核心关系，其实是宋运辉和梁思申之间的冲突。第三者晚宴是戏剧中的必备场景，而造成这一必备的原因，其实早在梁思申出场时就埋下了。以她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能凭几次勾兑就拿到洛达考察小组负责人的职位，其实是一种反常，正是这一反常埋下了梁思申老板吉恩的小算盘。谈判初期的顺利，也是为后来冲突进行铺垫的。可以说，为了一个第三者晚宴，我们做了10到12集的努力。同时这10到12集当中，又要保持每集不间断的冲突和逆转，才能让故事不掉下来。

如果说《大江大河1》展现的是改革之难，是庞大社会机构和全体中国人面对变革的懵懂和兴奋，那么《大江大河2》展现的就是开放之难，故事从1989年开放受到阻挠开始，最终落笔于艰难的合资谈判，整个故事都在探讨我们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的难度与魄力。